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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图腾在1980年代的勃兴
龙图腾的生产，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在图腾主义理论的启发下，集体探讨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产物，是一次集体参与的知识生产。可是，闻一多的龙图腾假说在20世纪上半叶并没有引起图腾学界的格外关注。而且当时已经接近抗战尾声，所以并没能如愿以偿地起到其“加强民族团结意识”的伟大作用。当然，我们不能以实际功效来衡量闻一多的伟大心灵，无论树立龙图腾还是推倒龙图腾，其出发点都是民族主义的（闻一多的民族主义包含了民主主义的诉求，这是另话）。
1950年之后，人类学被彻底取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底下。来自资本主义学术泥潭的图腾理论，以及出自封建迷信观念的龙信仰，基本处于沉寂状态。这种状态，直到1978年之后才有了根本改观。
我们可以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通过检索一些关键词的被引频次，对龙图腾的接受史做一简单的数据分析。
从检索结果看，1950—1976年间，龙图腾这个概念几乎不被学术论文所提及。“龙年，历来被中国人视作凶年”[95]，尤其是1976年，继周恩来逝世之后，朱德、毛泽东在这一年相继逝世，整个中国民间笼罩着一种恐惧、悲怆的末世气氛，路人谈龙色变，笔者对此记忆非常深刻。白岩松也曾回忆说：“那一个龙年可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我们一大帮孩子都感到“末日可真的是到了”[96]。
如果图腾学者不提龙图腾，普通民众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个概念的存在，更不会知道自己居然也是龙的子孙。学术界集体重拾龙图腾的话题是1978年之后的事。事隔三四十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了姜亮夫的《殷夏民族考》和卫聚贤的《古史研究》；只有极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卫聚贤较早提出了“龙是夏族图腾”[97];许多学者以为“龙为图腾说，最初由闻一多先生提出”[98]，“最早用图腾理论分析龙的学者是闻一多先生”[99];更多的学者甚至以为“中国龙图腾，这是一久已存在的文化事实”[100]。
与1940年代的冷遇相反，1980年代之后，《伏羲考》不仅被视作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理论依据，甚至成为中国图腾学的经典论著。这与闻一多去世之后，其崇高声望不断提升有一定关系。1949年建国以后，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现代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101]，其学术论著伴随其爱国声誉，日益被经典化和神圣化。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另一组统计数据来看看学者的“学术贡献”与“社会声望”之间的相关性。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引证频率总体严重偏低。更令人唏嘘的是，一个学者被引证的频次，并不与该学者在该领域的实际贡献成正比，而是与该学者在当前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声望成正比。在表2所列举的学者中，闻一多对图腾学的贡献主要是《伏羲考》，而郭沫若只是在少数几本著作中略略涉及图腾主义而已，虽然他们在该领域用力不多，可他们是1950年代之后声望最高的学术旗帜，因而成了该领域引证频率最高的两位学者。他们在图腾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如同滚雪球，被后人尊崇性地越滚越大。而其他几位学者，虽然都是早期图腾学领域的辛勤耕耘者，可由于他们未能像郭沫若一样成为建国后的学界风云人物，建国后的图腾学者对他们成果的引证频率几近于零。以李璜为例，由于是亲国民党系的学者，几乎完全不被当代大陆学者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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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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