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Antonia Finnane讲到了国家政治因素对旗袍的影响:在20年代中期流行旗袍,其背后诉求是女性解放,追求男女趋同,很像男式长袍的旗袍正适应此一潮流,因而得以流行,三十年代后则重新强调女性化,因此旗袍越来越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开衩越来越高。这种发展既适应了国民政府走向保守,又与政府的保守政策有冲突。Antonia Finna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in Modern China,vol.22,No.2,Apr.1996,pp.99-131。但作者限于材料,更多只是宏观分析,史料论证部分很少。此外,葛凯的《制造中国》也讲到了民族国家建立与近代服饰变革的关系,但对旗袍较少关注。[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9-292页。

　　[52]具体规定是“礼服专仿美式,公服以中国货料仿照西式制作,而常服则仿中国古制稍为变通”。而在女子服饰问题上则认为不需要大改变[也是仿效日本妇女不变旧服],仍以旧式上衣下裙为准。《新服制草案图说》,《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新服制草案图说》,《民立报》1912年6月23日。《服制草案理由·服制草案》,《民立报》1912年7月17日。

　　[53]当时有一种意见是中国服饰尽仿照西人用呢绒,因为呢绒既经久耐用、又轻便保暖,有利卫生。但是这遭到丝织行业的顽强抵制,说尽用外国材料会大大有害本国纺织业。于是在政府颁布的《服制草案》中做出变通,材料兼用丝织与呢绒,“所以寓维持国货之意也”。《易服问题与国货问题之解纷》,《民立报》1912年2月6日。《服制草案理由·服制草案》,《民立报》1912年7月17日。

　　[54]《苏州女子爱国十人团提倡国货》,《时报》1919年7月19日。

　　[55]在时装展会上,讲解旗袍时说:“旗袍用国货淡绿色的薄绸制成。”紫薇:《国货时装图说》,《申报》1933年5月11日,第13版;上海印染公司捐赠国货旗袍五十件来发起时装表演大会。《筹募福音医院经费时装表演大会近讯》,《申报》1934年11月24日,第10版;《沪大国货展览会昨日开幕》,《申报》1928年5月30日,第27版。

　　[56]“我国在美之女生,虽有短裙袒臂,效西式装者,然亦有衣旗袍一袭,未忘祖国之风”。石子:《在美之几件中国事件》,《申报》1928年4月25日,第17版。

　　[57]“令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县市区教育局局长转令以后服制、务须一律采用国货,仰各遵照办理由”。《训令:甘肃省教育厅训令:第三三八号[三月六日]》,《甘肃教育公报》1933年第9-111期。“陈委员肇英提议:重厘服制,严用国货”。陈肇英;《云南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2卷第46-47期。“湖南省建设厅训令:所属各机关,为奉省府令,发行政院训令,重厘服制,严用国货”。《湖南省建设月刊》,1933年第35期。

　　[58]“一时装公司在雇佣女郎穿上京缎旗袍,颇有古气,于是女同学都效仿”。松盛:《南京缎子谈》,《申报》1925年6月22日,第15版。

　　[59]《都市的刺激》,《良友》1934年第85期;《上海妇女衣服时装[其二]:长旗袍大家闺秀多穿之此乃正面观》,《良友》1926年第4期。

　　[60]《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廉价》,《申报》1926年1月17日,第20版;《新新特价货品纪略》,《申报》1927年6月20日,第17版;《本埠增刊商场消息》,《申报》1929年5月17日,第22版。此外,类似的还有《绸缎大同业举行减价》,《申报》1926年1月3日,第15版;《先施减价今日为止》,《申报》1926年2月3日,第17版等等。

　　[61]《中华工业厂又有新出品》,《申报》1925年8月31日,第19版。

　　[62]“值此新生活运动声中、该公司为提倡国货起见特发售经济旗袍”。《市声》,《申报》1934年6月27日,第13版。

　　[63]毕倚虹:《旗袍》,《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

　　[64]《服妖》,《饭后钟》1922年第2期。

　　[65]徐青宇:《为什么要叫做旗袍呢?》,《女子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

　　[66]《袍而不旗》,《民国日报》1926年2月27日。

　　[67]潘怡庐:《纯孝堂漫记:旗袍流行之由来》,《绸缪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68]程瞻庐:《记旗袍女子之言》,《紫罗兰》1926年第1卷第5期。

　　[69]这在汪利平对于清代杭州旗人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实:他在文章中表明旗人在城市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从占领者到定居者的变化。在清中期以后,旗人与本地居民的相处其实是比较融洽的,直到清末,由于现代民族意识的传播及上层汉人士大夫的鼓吹,才出现排满问题。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载于刘凤云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168页。

　　[70]从金启孮、老舍等人的作品及一些口述材料中看到这一点。如金启孮就谈到:“旗、民关系都很好,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金启孮:《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中华书局,2009年,第27页;汉人金宝琴也说:“我们蓝靛厂分三块:营子里头的、老营房和蓝靛厂大街。营子就是火器营,是满族人的营房。……满人特别规矩,礼儿大,说话办事什么的比较文明,不招人讨厌……我们跟满人相处的特别好。”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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