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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钟敬文留日研究:东方文化史与民俗学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08 | 点击数:1917
 

[摘要]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西村真次、松本信广、松村武雄、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等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和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其中的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尽管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了,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今天所关注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

[关键词]钟敬文;留日;民俗学;跨文化研究;历史遗产


  钟敬文先生于1934年至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此期间,全面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一般情况下,战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负面的,战时的学者交流活动是被动的,但战前30年代的中日学术交流有所不同。那时和后来的日本都有很多反战的学者,同时中国、日本与周围的亚洲国家又有绵长的文化交流史,历史上流传了大量的相似型的参照物。它们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在物质、精神、社会组织与语言各领域广泛的分布。对这些相似物的认识,一方面,双方学者都承认有文化圈的特征;另一方面,双方都已经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研究,至30年代初,中日两国都已完成新旧文化的内部转型,双方学者都有区别本土与他者的、带有关联与比较双重意识的、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还产生了一批学术对话新成果,这些都推动了东亚各国的学术文化新建设。

  然而,这期间中日学术交流要产生长期的影响,对钟敬文和他的日本学术圈而言,还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双方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要起作用,二是对双方学者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社会运动都要起作用,三是对学者的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民族优越感都要起作用,战前的30年代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钟敬文在日本的研究虽然集中于民俗学,但也能反映出一个现实,使中、日、朝、印文化受到空前的关注,中日印相似故事的研究成为东方文化研究史的一个专题,中日学者在维护和平和坚持学术立场上对话。虽然战争使这种交流中断,但这批中日学者的学术作为至今值得我们总结。

  总体说,日本学术对钟敬文的早期民俗学思想影响有三:一是日本学者的文化史学研究对钟敬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建设民众文化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作用;二是日本民俗学者使用民俗学方法和民族志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对钟敬文摆脱欧洲文化人类的进化论和故事分类学的影响大有启发,他后来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志学对此有所借鉴;三是日本学者使用印度佛典和敦煌文献研究中日相似故事,与钟敬文成为同道。战前的30年代对中日两国学术的发展都很关键,钟敬文作为当时中国民俗学界的代表人物,所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当时中国民俗学发展走势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亚民俗学的交流产生影响。

  本文侧重于方法论的研究,主要使用钟敬文在留日期间和相关前后时期发表的文章,也参考了同时期其他中日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译作,对钟敬文留日期间和在此前后的相关民俗学学说的特点进行考察,主要围绕钟敬文早期民俗学思想的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与日本东亚文化史研究的关系,二是与日本学者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的关系,三是与日本学界研究中日印相似故事类型的关系。

  一、钟敬文的民俗学学说形成与日本东亚文化史研究的关系

  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人,钟敬文留日,本来是可以与柳田国男见面的,但钟敬文在留日期间并没有与柳田国男联系,而是靠向了日本的文化史学者。他的这种选择的思想倾向,绝非指民俗学不重要,而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他的影响更大。我国五四时期提倡改造上层文化,提升下层文化,推动社会改革,这成为钟敬文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使命。他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建设下层文化的需要。他崇敬柳田国男,但他所肩负的文化改革使命让他先选择文化史学。他要先做投身民众学问的文化研究者,然后再做民俗学者,这也是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一)西村真次等日本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和钟敬文的文化史研究

  战前西村真次有很多著述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或发表,引起中国民俗学界关注的有5篇,对钟敬文影响最大的有《世界文化史》、《文化移动论》和《日本文化史概论》。西村真次为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理论输入了文化史理论与知识系统,补充了文化史方法,促使他开展文化史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摆脱欧洲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影响。钟敬文的突出成绩是发表了《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的重磅长文,论文的问题是从西村真次那里来的,钟敬文补充了20世纪初敦煌石室中新发现的《搜神记》中记载的田昆仑故事和其他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还补充了中国现存的口头资料,并将日本老师提出白鸟处女1个类型,发展为25个类型。如小岛璎礼所说,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一直具有吸收世界学问的成果的态度”,“民间故事的研究很早就具有了一门学科的体系,其原因在于它开始就是从文化史角度出发的”。钟敬文还与另一位日本文化史学者松本信广对话,发表了著名论文《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也在当时引起轰动,他通过与松本信广的对话,认识到要控制比较研究的“度”。钟敬文赴日前,已开始对《山海经》做文化史研究,但《山海经》是死文献,到了日本文化史学者手里就有了不同的生命力。钟敬文还与其他日本文化史学者对话,包括市村瓒次郎、芦谷重常、小川琢治、铃木虎雄、鸟居龙藏和今西龙等,从不同角度吸收他们的成果,充实中国民俗学。钟敬文赴日学习文化史的明显收获有两个:一是把在中国得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通过在日本学习和掌握文化史学的专业理论,找到了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概念转成文化研究概念的桥梁;二是把文化史学与民俗学结合起来,思考当时日本学者遇到的使用口头资料和多国故事类型资料所遇到的问题,做成下层文化的专门学问。他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历史民俗学和民俗文化学。

  (二)钟敬文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

  钟敬文留日进入的另一个学术圈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他通过与这个学术圈往来,将文学活动与民间文学活动结合进一步思考怎样将古代文化史与现代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打通,解决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钟敬文与该会往来较多的日本学者是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此外与盐谷温、松枝茂夫和长泽规矩也等日本文学家也有来往。据实藤惠秀回忆,他在一次展览会上发现了钟敬文写苏曼殊的诗,而他本人也喜欢苏曼殊,于是就由此事牵线,找到了钟敬文,请钟敬文到中国文学会做讲演,这次讲演的题目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现状》。钟敬文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认识鲁迅,也认识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这样中日双方都需要他在这个位置上发言,他也使用两种方法研究鲁迅:一是使用现代文学的方法研究鲁迅,并出版专著《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一是使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鲁迅,并发表论文《作

  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竹内好很早就指出了他的这个优势。

  二、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与日本学者从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的关系

  钟敬文赴日学习的主业是民俗学,但他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成名学者。他的学习计划是围绕目标设计的,他的学习结果必然具有中国学者的独立性。在民俗学方面,柳田国男和松村武雄对他产生了两种重要影响:一是将民俗学理论建设与学术社团建设相结合,二是重视少数民族民俗研究。

  (一)柳田国男从民俗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

  钟敬文在日本时翻译了与柳田国男相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日本民族学会设立旨趣书》,主要阐述日本民族学会建设的主旨、机构、成员、刊物和规划,一篇是《民间传承论》的《导言》,柳田国男的代表作。钟敬文在自己晚年的力作《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说:“这个大师的著作就天天摆在我的桌子上”。可见两人之心近。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发表了论文《前奏曲》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建构了中国民俗学理论框架。

  将柳田国男与钟敬文比较,两人的理论是有差别的。柳田国男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组成部分,钟敬文认为民间文艺学是独立学科,可以与民俗学并列。柳田国男认为民间文学是民俗事象,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并始终坚持“民众在社会构成上的重要性”的观点。柳田国男提出民俗学有精神、物质和社会组织三范畴,钟敬文同意,但又增加了“语言民俗”的第四个范畴,有了新的创造。他的这种创造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准备和日本文化史学说的知识准备共同打造的。钟敬文将中国民间文学视为一个博大多元的社会历史承载体,主张对其开展历史漫长的和社会结构复杂的研究,这样他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必然是跨学科的。

  (二)松村武雄从民族民俗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

  日本学者松村武雄在战前已将文化史、民俗学、民间文学和中日故事比较结合研究,出版了很多著述,引起了钟敬文的注意,两人在战前的联系就很密切,钟敬文留日后乃称松村武雄为自己“私淑”的老师。

  在战前时期,松村武雄在中国出版的中译本论文有9篇,几乎超过西村真次中译文的一倍。钟敬文本人也加入了对松村武雄著述的翻译,发表译文有《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和《狗人国试论》等,这使松村武雄在中国的关注度更为提升。

  钟敬文所学到的松村武雄的方法,有古代文化史中的下层文化史研究观点与方法,如松村武雄所说:“中国也和其他许多文化国一样,神话老早就变成庙堂的,上流的,知识阶级的所有物了。反之,传说依然不曾离开民间,为民间和下层阶级的所有物的时间继续得很长久。儒教的势力,纵然支配了知识阶级,而于一般民间并不曾有多大的强烈作用”;还有民俗学的方法,用来将古代文化史与现代口头资料打通,考察故事类型,不过最重要的是民族志方法。钟敬文受松村武雄影响而发表的论文有5篇,其中最有名的是《槃瓠神话的考察》和《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

  钟敬文吸收松村武雄学说的要点有:一是民间文学的地方化研究,二是地缘相近的中日故事类型相似性研究,三是东方民间文学与东亚文化史的结合研究,四是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五是中日印故事比较研究。在民俗学与民族志的结合研究上,钟敬文对话的日本学者还有南方熊楠和高木敏雄,但松村武雄对他帮助是最大的。松村武雄的《狗人国试论》让他遇到了民族起源、动物图腾和少数民族文化史等问题,这些都是民族志的问题。钟敬文按照松村武雄的民族志方法,通过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盘瓠神话,创造了综合研究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史,以及处理相应历史文献与口头资料的学术范例,这对他后来建设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志学都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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