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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14 | 点击数:28098
 


 

  摘要:龙是东方社会的虚拟生物,图腾是西方学术的空泛概念,一个是备受尊崇的神奇动物,一个是原始愚昧的代名词。日本侵华期间,出于爱国主义的时势需要,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虚拟物,被热心学术救亡的知识分子强行糅合在一起,生产出一个唤做“龙图腾”的想象共同体、一个有“教育价值”的“谎”。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浪潮中,通俗文化的“龙的传人”与精英文化的“龙图腾”一拍即合,在全世界华人圈激发出强烈共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龙图腾”终归是一个由现代学者在特定时代出于特别政治目的而包装出来的时尚概念,难以经受学术的追问和时间的考验。

  关键词:图腾主义;泛图腾;龙图腾;民族主义;学术救亡;闻一多

  作者: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0073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龙是上古先民虚拟出来的一种通天神兽;后被帝王将相用作天授神权的象征物,成为一种权力标志;元明清三代,更被进一步抬成至高无上的皇权标志;19世纪开始被西方人当作愚昧顽固的落后象征。鸦片战争后的西方漫画中,中国龙是一条拖着细长辫子,露出尖牙利齿,蓄着长指甲的凶残丑物。清末民初的爱国学生,无不为这条象征专制、落后的皇权标志而深感羞辱。

  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龙要重新成为新中国的国家象征,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多数中国人已经淡忘了龙的专制皇权色彩,淡忘了龙所承载的屈辱记忆。二、提出新的包装理念,将龙改头换面,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

  第一点很容易做到,历史是很容易被淡忘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清洗剂。1930年代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担心“真龙天子”重坐龙廷,对龙的憎恨之情也日渐消散,加上龙在民间本来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时过境迁,人们可以用一种更平和的语调来谈龙说凤,如周作人在《麟凤龟龙》中所说:“一条爬虫有着牛头似的一个头,事实上是不可能,但经过艺术化,把怪异与美结合在一起,比单雕塑一个牛马的头更好看,是难得的事情。图画上的水墨龙也很好看,所以龙在美术上的生命,比那四灵之三要长得多多了。”[1]

  第二点正是本文将要详细论述的,也即图腾概念在中国的传入和兴盛,以及龙与图腾的具体耦合过程。

  图腾者,蛮夷之徽帜

  当我们讨论“图腾是什么”的时候,并不需要从西方Totem概念的产生、发展、没落开始讲起,更不需要追究Totem到底是土族的观念还是学者的臆造,我们只需要知道中国的龙图腾发明者们是如何理解图腾,又是如何将龙附会在图腾概念之下的。

  1903年,严复将英国法学家Edward Jenks的A History of Politics(1900年)译成汉语,题为《社会通诠》,书中首次使用图腾作为Totem的译名,将图腾理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严复特别在“图腾社会”后面加上了自己的一点说明:“图腾者,蛮夷之徽帜。”[2]1934年,张金鉴重译了此书,题为《政治简史》,书中又将图腾社会译作“草莽(图腾)社会”,并且详细译述了一幅关于草莽社会的“暗然无光的黑暗图画”:“草莽之人是痛苦的,营养不足的,躯干丑劣的。彼等既无衣履,又少房舍,寒暑交迫,倍为痛苦,随时有不可意想之危险,缺少家庭之快乐,无一定食物之供给。”[3]

  在这些早期图腾理论的译介者和接受者眼中,图腾社会是一种极端蒙昧落后的社会状态。所以当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时,黄节《国粹学报叙》开篇第一句即说:“吾国得谓之国矣乎?曰不国也。社会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於国家者也。呜呼悲乎,四彝交侵,异族入主,然则吾国犹图腾也。”[4]很显然,这时黄节是把图腾当作贬义词来用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图腾呢?李则纲说:“何谓图腾(Totem),据法国涂尔干(E. Durkhein)的定义:‘一大群人,彼此都认为有亲属的关系,但是这个亲属的关系,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认在一个特别的记号范围内,这个记号,便是图腾。’”[5]

  1930年代的图腾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概括,要数岑家梧在《图腾艺术史》中的表述:1.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2.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损害、毁伤或生杀,犯者接受一定的处罚。3.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概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墓地之装饰,也采取同一的样式,表现同一的图腾信仰。4.男女达到规定的年龄,举行图腾入社式。又同一图腾集团内的男女,禁止结婚,绝对的行外婚制(Exogam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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