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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1年的12月，《故事会》杂志出版500期了。有幸的是，我经历了这500期所有的编辑过程。当读完第500期的校样，回想起37年的风风雨雨，我确实为自己拥有这一段人生经历而感到骄傲。有人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缺憾是没跳过槽，但我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也正因为始终在一个平凡的编辑岗位上。
当年我刚走进编辑部时，我还不太安心。我不是看不起这本杂志，而是担心做故事出版不像做小说、散文、诗歌、文艺理论出版那样有价值。一种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以前就诞生的故事文化，今后会有前途吗？随着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社会还需要故事吗？
我有点苦闷，但不可能跳槽，当时根本就没有跳槽这个词汇。这种心情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1979年的夏天，我来到北师大，学者钟敬文教授组织专家编写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并举办改革开放后首届全国民间文学讲习班，“文革”后，幸存的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一流学者费孝通、钟敬文、马学良、刘魁立、乌丙安等都来授课了。
我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积极主动向主讲导师钟老等学者和其他讲课的中年老师们讨教民间故事学的理论知识。钟老当时对我这个年龄最小的学员十分关爱，亲切地称我“小何”，对我真是悉心指点、谆谆教导，还特别支持我做民间文化的出版工作。
钟老的平易近人，打消了我的顾虑。记得那天在校园里碰到钟老，我鼓起勇气问他：“您说，我办的《故事会》会有前途吗？故事文学会永远伴随着社会而生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吗？”
钟老笑笑，淡定地说了一句话：“故事将与人类的语言共存。”
我在北师大期间，学到了很多知识，甚至走进了民间文学的大门，但使我终生受用的就是这一句才十一个字的话，由此开始，我安安心心地钻研起故事理论和学做起故事出版的编辑来。即使后来当了出版社的领导，我还是离不开“故事”两个字，用故事的形式，出版了二十卷的《话说中国》等书，我甚至对同行说：“好书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个好故事，二是由故事引出的令人深思的观点。”
37年过去了，尽管我们还在那条短短的绍兴路上，还在那幢老洋房里，但我们已把《故事会》的发行从每月十几万发展到近四百万，把《故事会》从上海引向全国，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我是看《故事会》长大的这句话”，都能遇到《故事会》的知音。
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怀念当年点拨过我的钟敬文教授。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 2012年01月08日 14:3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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