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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研究呈现日益明显的跨学科性。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志学者、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已将访谈视为其研究和解释的主要手段。
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认同口述历史是“积极学习”的形式。最近，一位高中教师和一位老年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把青少年和退休人员聚在一起做口述历史访谈，然后编写具有创意性的戏剧。这让学生们了解到历史的复杂性，并尝试从多维视角来理解相同事件。口述历史证词有助于学生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其研究的问题，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老人共度“黄金时间”的机会。老人们很愿意同学生相互交流，并乐意和他们分享过去的记忆，观赏学生们根据采访他们所编演的戏剧。
在大学里，更多的学科开始关注记忆研究，探讨自传记忆、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等问题。记忆研究倾向于关注事实如何被回忆和歪曲，而不仅是记忆的信息内容。相反，口述历史学家通常依赖人们的证词来重建和理解过去。他们专注于长时段记忆，将其纳入方法论讨论中，为记忆研究提供诸多参考价值。
口述历史学家也进入到有关老年医学的研究，发现人到老年时更愿意回顾往事。老年医学专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生命回顾”。“生命回顾”会使有些人感到沮丧和绝望，也会使有些人感到坦然和宁静。采访老人，倾听并记录他们的故事以传承后人，会产生一种医疗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口述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个人记忆，然而，也有许多口述历史围绕着集体经历。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考察了社群中的每个人如何无意识地把一个烈士的死亡从一个事件转移到另一个事件中，在这里他的死亡似乎有一个更合理的原因。他指出，口述历史不仅仅在于获得“客观”事实。它的“主观”特质揭示人们记错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也同样具有价值。公共历史学家也同样遇到过群体健忘的事例，一个社群故意把它的集体记忆中的不快乐的事件清除掉，并且强烈拒绝承认这一事件。
记忆研究的多维方法的结合促使口述史学研究关注创伤性事件。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启动了一个关于纽约人如何看待“9·11”事件的口述历史计划，第一年共采访了400个人，18个月后又对其中的200人进行回访，以考察他们如何应对其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又如何影响他们对于该经历的反思。在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就启动访谈计划，产生了有关历史距离、客观性、反思和情感创伤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对于口述历史计划的资助有多种来源，包括大学、私人捐赠者和政府机构。1994年英国创立了文化遗产彩票基金，把发行彩票募集的资金用于资助文化遗产项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呼吁市民和战争老兵一起进行口述历史，数千人已经响应。一家私人公司故事团在纽约中央车站设立录音棚，邀请人们记录他们的简短访谈，这些记录也将被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口述历史学家强调访谈者要尊重受访者的尊严和自主，并通过合适的法律授权书来确定访谈记录如何归档、研究和出版。
口述历史的多样性、创新性和流行性引起许多出版商的关注。口述历史手册、指南和专著日益增多，有些出版社已经开始出版口述历史系列丛书。1990—2000年，“特韦恩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共出版26册，主题涉及二战士兵到煤矿女工等广泛内容。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也相继出版口述历史系列丛书。2010年《牛津口述历史手册》出版，作者包括来自五大洲的40位学者，大部分都参加过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会议，文章也反映了口述历史主题和内容的多样性以及方法论的共同性。（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17 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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