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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
——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
  作者:张宏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8-14 | 点击数:9790
 


  在中国汉人社会的研究中, 从民间宗教人手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祭祀圈在其中就是一个研究者都耳熟能详却又莫衷一是的概念。究其原因, 并不是研究者对祭祀圈在取代或补充施坚雅(W. Skinner)“市场体系”来认识中国这样一个有国家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上存在分歧, 而是对祭祀圈内涵的认识存在分歧。这一分歧可以从另外一个倍受冷落的概念——信仰圈中进行探讨。本文虽然主要是就前人对祭祀圈和信仰圈的定义进行梳理, 目的却并非要界定两个严密, 完备的概念, 而是去揭示民间宗教祭祀中存在的义务性和自愿性这两个特质, 由此去引发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神祗领地的观念对民间宗教可能存在的影响。由于涉及到本文所要探讨的两个特质的研究主要限于台湾学者的研究, 下文的讨论就集中在他们所作的研究上。[1]

  一、理论形成的背景

  早在1938年,日本学者冈田谦在对台北近郊士林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祭祀圈的概念,但其在台湾汉人社会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则迟至70年代。原因可以从一些台湾人类学者回顾台湾人类学研究发展史的文章中探知。[2]

  70年代以前,在台湾人类学研究中居主流地位的学术取向是历史学派,其研究对象主要是高山族, 研究方法上偏重解释历史,重建过去,详于描述,疏于理论建构,且不注重现状研究。此一状况由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学术传承。台湾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实际上承袭了1949年以前大陆上的中央研究院,尤其是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组的学术传统。史语所中的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都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和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领导骨干,保持了史语所研究少数民族、注重历史解释的传统。二是政治敏感造成的人为禁区。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对农民革命噤若寒蝉,有关汉人农村的研究成为禁区,少数原先从事台湾汉人研究的学者也只能三缄其口。两方面因素从主观和客观上限制了台湾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阻碍了汉人社会的研究。

  60年代中期,在一批批欧美人类学者来台湾研究汉人社会的影响下,一些台湾人类学者才开始走出高山族的范围,跨入汉人社会的研究领域。这些到台湾的欧美人类学者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并非从零开始, 他们深受弗里德曼(M. Freedman)、弗瑞德(M. Fried)的影响,并以此同样地影响台湾人类学者,以致日本人类学者铃木满男“曾形容台湾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为‘弗里德曼式的中国(台湾)社会人类学’” 。[3]实际上,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欧美人类学者带来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式确实深深地影响台湾人类学者,使他们涉猎于家族、宗教、祖先崇拜等,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给予极大的关注,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也因此由历史学派转向功能学派。但与此同时,这也促成了台湾人类学者对欧美人类学者所持概念和理论的反思。以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为例。施坚雅于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盆地进行田野调查,随后建立了使其蜚声学界的市场体系理论。1968年,施坚雅的学生克里斯曼(L. Crissmman)到台湾彰化平原进行调查,欲检验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结果却发现理论和现实的根本性分歧。按施坚雅的理论,标准市场、中介市场和中央市场构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六个标准市场围绕一个中介市场,六个中介市场又围绕一个中央市场,使整个市场体系呈规则的正六角形蜂巢状分布。这样一个市场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远甚于经济意义, 一个标准市场区即为一个基本文化单位, 其内部的婚姻圈、祭祀圈基本与标准市场区重合。通过这三个阶层的市场,施坚雅将中国最基层农村的地方文化与中央政府联结为一体。但是,施坚雅的理论有一极端的基础,即中国农民都是斤斤计较的理性小农,他们以最近的距离或最便利的线路去参加市场,且自然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均匀的。因此,当克里斯曼看到彰化平原的人们不依距离远近或便利以否参加市场,而是依据不同祖籍地的区分而参加各自的市场时,对施坚雅纯理性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并强调文化差异对市场空间分布的决定性。这一批评,使台湾人类学者意识到不能盲目地套用现成的理论,即使是产生于大陆汉人社会研究的理论。从而,一种追求“台湾化”理论的倾向由此肇始。正当此时,张光直教授到台湾与台湾人类学界共同进行一个科际整合的集体研究计划,即“浊水大肚两溪流域人地研究计划”。这不同于往常单个村落的人类学研究, 是一个区域的汉人社会研究。分析概念与理论模式的更新势在必行。在追求功能分析、台湾化理论的背景下,祭祀圈理论就呼之而出了。

  二、概念的界定及运用

  最早的定义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下的。他把祭祀圈界定为“共同奉祀一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4]。这一定义中指涉的共神信仰以及信仰的地域范围,作为共识成为日后祭祀圈讨论的两大基础。但这一定义过于概括而使日后的研究者众说纷纭。

  在浊大流域的研究中,施振民先生提出了一个祭祀圈与聚落发展模式,即“祭祀圈是以主神为经而以宗教活动为纬建立在地域组织上的模式”[5]。主神为经表示人们根据主神神格的高低来判断聚落阶层的高低,主神之间的从属关系反映在聚落上,就是聚落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宗教活动为纬则表示,有关主神的各种祭典的共同举行把具有从属关系、不同阶层的聚落联结起来。这就突破了冈田谦的祭祀圈内涵,“不仅将祭祀圈当为一宗教信仰地域,而是宗教活动和组织的整个范畴”[6]。这里突显了宗教活动和组织在地缘为基础的阶层性聚落中的联结作用,使孤立的聚落凝为共神的一个地域单位。王崧兴先生也认为:“‘祭祀圈’应专指那些具有地域单位的‘圈’之祭祀组织”[7]。相较于冈田谦的定义,这里把宗教活动和祭祀组织两个要素加到祭祀圈内涵中去了,而且聚落阶层性第一次成为祭祀圈的核心特点。这就明确地把祭祀圈是超村落的地域组织提了出来。基于这样的定义,施振民先生提出的“祭祀圈与聚落发展模式”,进一步认为“村庙制度在台湾也许可以代替墟市作为农村地方中枢,其分布可能不是像中枢理论作等边六角形有规则的排列,而是依聚落发展散开,不过,其间必然仍有阶层性分别,象中心墟市、中间墟市和标准墟市一样作为大小不同地区的枢纽”,其目的是“用祭祀圈模式将台湾农村的社会组织,文化和政治制度连贯结合起来”[8]。对阶层性的强调是施振民祭祀圈的特色。王崧兴也以此来确定祭祀圈为“具有阶序性的地域单位的祭祀组织”[9]。这里,祭祀圈被视为一个分析模式,以阶层性达到联结性是其特征,各级相联的祭祀圈就可以统合整个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可形成相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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