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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人类学家提出, 行政、市场、仪式是三种形成空间的力量。笔者根据在大理喜洲的田野工作提出, 虽然三种力量造成了三种社会空间, 但只有仪式空间才是当地人的本土知识。行政和市场力量形成的空间因变动不定而脱离了本土社会分类, 只能用客位的视角观察到。因此, 在探讨空间形成力量之前, 研究者应该在主位与客位的视角之间做出选择。
关键词：仪式空间； 本土知识； 主位与客位； 大理
作者简介：梁永佳(1973- ) , 男, 黑龙江省绥化市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白族民间宗教、社会人类学方法。
有关空间的形成机制, 社会人类学家提出三种动力, 即行政、市场、仪式。我在大理喜洲的田野工作中发现, 尽管三种动力都存在, 也形成了彼此不重合的空间概念, 但是仪式空间是唯一受到当地人认可的空间概念, 因此成为本土的社会分类。我提出, 仪式空间是真正的本土知识, 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原因在于它的非时间性。行政、市场空间外在于本土知识, 所以并不足以成为合法的社会空间概念。所谓三种动力并存于一个地方的争议, 根源在于混淆了主位与客位的视角。
“本土知识”( indigenous knowledge) , 指传统文化单位自成体系的、独立于科学知识体系之外的知识[ 1 ]。“主位”(emic) 指用该社会的本土观念理解对象社会的行为或思想的做法,“客位”(etic) 指用局外人眼光理解这些行为或者思想的做法。
一、社会人类学的空间问题
虽然“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历史”[ 2 ] , 但是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内, 仍然形成了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空间是先验的、不可化约的事实； 另一种认为空间是社会的参考框架, 不存在外在于社会的客观空间。前者可上溯到涂尔干, 后者则来自埃文斯- 普理查德。涂尔干认为分类是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自然而然地会在它所处的空间中扩展自身。为了避免发生冲突, 社会必须为每个特定群体指定一部分空间: 换句话说, 就是对一般空间进行划分、区别和安排”[ 3 ]。埃文斯-普理查德指出空间依附于亲属制度[ 4 ]。福特斯和利奇进一步指出空间的意义只在于它承载的政治意义[ 5 ]。更有不少人类学家以中国为例, 提出空间依附于市场、仪式等社会活动。众多看似先验的“抽象空间”, 实际上不过是人的活动的后果, 因此,“空间”并不独立[ 6 ]。但是在此共识之下又形成了第二个争议:行政、市场、仪式三种力量中, 何谓空间形成的机制。
行政造就地方空间网络的说法, 突出了中华帝国以行政制度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7 ]。行政空间的说法“谋求考察中央国家如何‘裂变’为小地方”[ 8 ] ,认为行政区划规定了个人的身份, 提供了社会的生活领域, 划出了权力的边界, 所以代表帝国的行政力量应该被视为造就空间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想法虽然得到了历史学家的佐证[ 9 ] , 但更可能出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想象。无疑, 至少从明代开始, 中央权威就长期利用它的行政和军事资源控制人的流动。但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目的, 流民[ 10 ]、秘密会社[ 11 ]常常可以打破行政空间, 并带来社会动荡。况且行政空间也经常向市场、仪式等力量做出妥协。更重要的, 行政区划经常因频繁的变动而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成为国家官员划分势力范围的尺度, 从而仅仅具备象征性的管辖意义。施坚雅把市场理解为空间的主要形成机制[ 12 ] , 认为晚期中华帝国的社会空间结构, 受制于市场力量。土地和集市使人们聚居,市镇因家户和集市商业活动而形成, 城市则集中了辐射范围更广的产品。集市、市镇、城市构成了经济功能意义上的等级。施坚雅把社会空间归结于个人理性选择、市场力量和功能组织三种原因。这种主张过分强调了经济生活的决定意义, 不但忽略了至少同样有力的行政和仪式力量, 更没有顾及对象社会的本土知识。
用仪式考察空间的构成, 则提出了新的观点。桑高仁指出, 地域崇拜仪式“使得社区成员作为一个整体聚集和行动。所以, 虽然地域崇拜的祭坛和庙宇充当了仪式社区的永久象征, 但是构成地域崇拜的不是祭坛和庙宇, 而是仪式”[ 13 ]。王斯福则认为中国地方与中央并没有通过仪式形成直接的符号连接, 而是通过“帝国的隐喻”, 使民间的仪式活动象征性地模仿了中央的秩序[ 14 ]。这种模仿造成了民间传统的分化, 不同的仪式构成了不同的仪式空间[ 15 ]。虽然两位学者在中国一致性和多样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可仪式对空间的决定性作用。王铭铭在一篇有关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的文章里, 试图综合行政、市场、仪式三种社会动力。他指出, 三种空间在经验层面上并不重合。曾经遍布泉州地区的铺境, 发端于行政区划, 渗透进市场力量, 后来主要表现为一种象征性的空间组织[ 16 ]。该研究从历时的角度, 揭示了仪式空间的形成动力。
这些见解无疑大大扩展了我们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解。我提出, 尽管行政、市场、仪式都有塑造空间的力量, 但是对于当地人, 不同空间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有的空间概念虽然存在, 但外在于当地人。用客位的眼光可以观察到的力量, 未必可以从主位角度发现, 外在于当地人的空间观念不能与本土知识混为一谈。比如, 一个普通人无需知道自己所处的经纬度, 完全可以正常生活。经纬度这个概念虽然真实, 但以主位眼光切入具体社会, 它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多数人终其一生也用不着知道自己的这种“坐标”意义。所以, 在探讨空间形成机制之前, 应该在“主位”和“客位”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社会空间的机制研究应该剔除那些没有得到当地人认可的空间概念。
云南大理的喜洲, 存在四种有关该地方的本土概念:“喜洲街”、“喜洲镇”、“喜洲市”和“喜洲”, 它们都有比较明确的地域范围。其中, 前两种属于行政区划, 后两种则分别对应市场和仪式的范围。只有仪式空间是稳定的, 也是真正的“本土知识”。其余的空间概念, 由于变动不定, 或者用外来的划分为依据, 所以并不属于“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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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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