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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清代的文昌诞节
——兼论明代文昌信仰的发展
  作者:常建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9 | 点击数:31366
 


  1986年我参加大连“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会议提交了《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1]一文,在搜集清代地方志风俗志岁时节日资料时,注意到清人以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诞辰的日子,士人有文昌会的活动,该日已成为清代的一个节日。1998年我以明代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为基本资料,写了《明代岁时节日生活》[2]一文,当时特别注意文昌诞节的资料。但是,在从三百余部明代地方志搜集的约130种地方志岁时节日资料里,结果只发现一条记载,即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里俗·岁时所尚》:二月“三日,为梓潼帝君诞,士子家设牲醴祀之。”[3]因此,我断定文昌诞作为节日流行于社会上,是在清代发生的[4]。研究清代的文昌诞节也就有了特别意义。1986年的那篇文章,引用资料数量有限,而且基本上是清前期的,文昌诞节的介绍非常简略。兹欲对清代的文昌诞节进行专门探讨,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5],该书按地区分为六卷,计十大册,岁时节日资料丰富。

  一、文昌神信仰的演变与清朝的倡导
 
  关于文昌神信仰的由来与演变,宗力、刘群在《中国民间诸神》[6]一书中纂辑大量基本资料并加按语,作了精辟的概括。日本学者森田憲司《文昌帝君の成立》[7]一文诚如该文副题所示,揭示了文昌帝君从地方神向科举神演变的历史,详于宋元时代以前。参考他们的研究,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明清以前文昌神信仰的简况。
  文昌神的由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较为古老。该书指出:“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刘宋裴骃集解引晋灼语,说斗魁似匡,故曰戴匡。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鉤语:“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语:“‘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又引《春秋元命包》:“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8]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古人将北斗七星中勺的部分也比喻为筐,这是从形状上观察,更重要的是把斗魁戴匡六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因此比照人间的政府,视其为天府,系天之精灵所聚,传播天的法度,命名为文昌宫,六星各司其职。文昌六星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汉以后流行的文昌则是狭义看法。《周礼·春官》叙大宗伯之职说:“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郑玄注云:“郑司农(众)云:‘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玄谓……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9]。可知郑众以司命为文昌星,而郑玄认为司中、司命是文昌宫的第五、第四星。《风俗通义·祀典·司命》也把司命作为文昌神,并说“今民间独祀司命耳”[10],看来其信仰已在民间相当普及。据北宋真宗年间张君房所编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可知道教以文昌星神为司命之神。
  不过,也是道教在宋元间把四川梓潼神附会为文昌帝君。梓潼神在东晋以前是恶子信仰,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记载:“梓潼县,郡治。……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杵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11]恶子神可能源于古老的雷神信仰[12]。综合宋代的文献记载,可知梓潼当地又传说恶子姓张,系蛇精[13]。张恶子仕晋战死而庙存,曾迎唐明皇于蜀,追命左丞相。助僖宗封济顺王,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因助官军被追封英显王[14]。据森田憲司考察,可知南宋绍兴年间,又不断加封“武烈”、“忠佑”、“广济”的封号,成为“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八字封号。嘉定六年(1213)改封“英显武烈文昭忠济王”。梓潼神的父母和妻子从北宋徽宗时起受到各种追封和加封。梓潼神的影响在宋代扩大,传至川外。而且除地方守护神的性质外,还具有预知科举仕进的功能。元代道士遂假托梓潼降笔为自传《清河内传》,称周初降生于黄帝后裔,以后历代显化,玉帝命其掌生死爵禄。梓潼神与文昌神功能合一。该书收入明版《道藏·洞真部谱录类》成为道教经典,影响更为深远。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人遂以文昌帝君称梓潼神[15]。元朝末年贡师泰说:“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县,累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今郡县所在亦多祀之。”[16]可知文昌帝君已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祭祀。
  笔者尚未见到对明代文昌信仰的专门论述,兹根据台北所编《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检索《四库全书》明人文集中记载文昌阁(祠、庙、塔)之文,以及笔者翻检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收集的此类记文,结合其它资料,做一初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文昌神信仰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几点:一是国家对梓潼神信仰的抑制。孝宗弘治元年(1488)明朝整顿祀典,着眼点是清理佛道信仰,以正人心。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建言:“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没,人立为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17]结果如议行之。可知明初学校沿袭元代旧有礼俗,英宗时新修京师梓潼帝君庙并遣官致祭。孝宗时代强调梓潼地方神的原有品格,将之与文昌六星信仰分开,取消国家的祭祀和学校的祠祀。至于民间的梓潼神信仰,如湖广沔阳人陈某在墓祠附近设置一组建筑物,东有真武观、观音阁,西有祭祀“梓潼神张仙”之所,题额“崇文”[18]。仍然有视梓潼神为“文事”之神的情形。
  二是文昌神信仰借助明朝崇奉北极真武而传播。玄武七宿被后人奉为真君,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佑圣助顺灵应真君”。道家附会说:真武为净乐王太子,修炼武当山,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北方。被发跣足,建皂纛玄旗。元代方志承袭此说:“真武。隋开皇元年三月三日诞生,而神灵居武当山,四十二年飞升。今有飞升台,即其地。[19]”朱元璋平定天下,以真武阴佑为多,曾经于南京建庙崇祀。规定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朱棣靖难成功,为感谢真武神助,又于京城并武当山重建庙宇。明朝称真武神为“北极佑圣真君”,“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宪宗尝范金为像。”[20]世宗曾以文昌像赐礼臣。明朝以湖北“大岳(武当山)专祠北极,百神附焉”。对于文昌神,明人汪道昆(1525-1593,嘉靖廿六年进士)认为“祠家则以其降神于蜀,率象神而祠之;尊北极者主玄君,尸祝之意钧也。”前者是指梓潼神,后者则是以北极真武作为统领文昌之神。因此,穆宗时在士大夫的主张下,“依北极祠文昌”,在武当山“得隙地于三公峰之阳”而建堂。堂成汪道昆写有祠记,认为:“文昌用事,则文武爵禄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21]汪道昆还为安徽休宁白岳齐云山的文昌祠写有祠记,记文开篇就谈到了北极真君与文昌的关系:“玄君北帝也,我国家建都北极,奥主玄君,盛德始于北而济于南,二畤俱在。于楚则畤玄岳,文皇帝治之;于越则畤白岳,肃皇帝治之。一以巨丽,一以神奇。絜其广狭不同亦晋之于鲁也,所出同也。夫天象悬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畤故未有特祠,殆非类于上帝之义也。”[22]可见文昌是由于位居北斗斗口而被特祠的。文皇帝朱棣重视大岳武当山,而肃皇帝重视白岳齐云山。汪道昆继倡议建大岳文昌祠后,又倡议了建白岳文昌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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