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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
  作者:耿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7 | 点击数:13153
 


  【内容提要】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百余年中国乡民艺术的发展一直在经历着一个“去语境化”的过程,所谓“去语境化”即外在的强势“他者”对中国乡民艺术本源性存在境遇的剥夺,这个强势“他者”在1980年代之前的现代性阶段表现为“民族-国家”和“理论”话语,在1980年代之后的后现代性阶段则表现为“经济-国家”话语,两者对于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构成了百余年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史。同时,“去语境化”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语境赋予,中国乡民艺术在长久的“去语境化”境遇中形成了传统与当代杂糅的当代语境,这是当代中国乡民艺术在新时代获得新生的基础。

  【关键词】乡民艺术 去语境化 民族-国家 经济-国家

  【作者简介】耿波,1976,山东淄博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

 

  一、关于“语境”与“去语境化”概念的辨析

  “语境”在中国学术界不是一个新观念,从1950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国学术传统与“语境”的关系可以说是始乱终弃:五六十年代,因为中国社会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我们是从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历史唯物观入手来注目于研究对象的语境性的,在庸俗历史唯物主义所设定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语境中,从千姿百态的研究对象中所得出的结论几乎都是令人生厌的一致,僵化的语境导致了对象的僵化;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国门打开以及思想的解放,一切僵化的东西都遭到了质疑和摈弃,但这种质疑和摈弃是以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的,要么拥护一切要么打倒一切,导致了研究对象僵化性的语境观念在这种极端的反动浪潮中毫不留情的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局限于文本内部的形式主义观念,精神分析、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入了中国学术界。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形式主义观念在风风火火了十几年之后已逐渐显露积弊,与外在广阔历史、时代隔绝的文本间漫游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绕不出去的迷宫,但我们又似乎更惧怕迷宫之外的语境世界,因为语境经过五、六十年代庸俗唯物主义的洗礼已成为导致僵化的可怕梦魇。在形式主义的迷宫和语境的梦魇之间,我们应当做出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二居其一,而只能是一种创新性的选择,深化语境观念、彰显语境的真正内涵,使之成为一条深广的道路引导我们走出形式主义的迷宫。

  那么,何谓语境?所谓语境即是人所处身的不可选择的生存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促生的人在此境遇中的积极建构。它包含两个特点:第一、境遇性;第二、建构性。

  首先来说语境的境遇性特点。

  人的境遇性是人之生存处境的不可选择。马克思有一段经典明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的即是人的生存处境的不可选择性。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天高地迥,历史悠悠,人生天地间在根本上乃是一个卑微的生灵,目之所击,手之所触,脚之所踏,无一不是在先的“既定”,这种在人之出现之“先”的“既定”性即是人之生存的境遇,是人的命运。人的境遇观念贯穿在西方思想的整个历程中。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中已经有对于人之境遇性的深切关注,最典型的就是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的中心主题是“命运”,这里的“命运”不是人所创造的命运,而是“命运”对人的创造,正如《俄狄浦斯王》中那个一开始就说出的俄狄浦斯注定要承受杀父娶母命运的预言。命运在先即是人不可选择的境遇。古希腊文明之后,到了古罗马和中世纪时代,人以在世间创造的功业(古罗马)和对于上帝的虔诚(中世纪)为自己加爵,人对于自身境遇性的领悟逐渐被掩盖,尤其是到了文艺复兴的前期和中期,人对于自身的体认已经完全中心化了,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没有完全洞悉世界真相之前自信的宣言“人啊,万物的灵长”虽然体现了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但同时也是人对于自身境遇性的规避。然而,到了文艺复兴后期,在《哈姆雷特》中即是哈姆雷特在一桩阴谋面前彻底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人的自信慢慢销蚀,人生处境的境遇性命题又凸显了。人生无常世事如流,哈姆雷特从人的自信之梦中醒来后看清的第一个事实即是人的必死性,伟大如恺撒也要在死后化为尘土填砌破墙。“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在死亡以及死亡所指示出的世界之渊深面前,世人之生存命运又一次显示出不可选择性。接下来,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是一个奴仆的时代,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确立了以人的内在自由为核心的人的主体精神,十九世纪是一个物质充溢人被异化的时代,长长的三个世纪在君权、自由以及金钱的膜拜中西方思想中对于人之生存的境遇性若隐若现,雾迷渡津。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在战争和人为的灾难中亲眼目睹了人们引以自豪的聪明才智、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后果,人类中心主义伴随着深刻的质疑破产了,人们开始真正认清人在世界上的位置:人在本质上不是主动选择者而是被选择者——人的境遇性观念又一次以戏剧性的方式登场。这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思想转向开其端者是尼采,他提出的“上帝死了”打倒的不仅是虚无飘渺的“上帝”,而且拔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心骨;继其武者是现象学,胡赛尔提出的“悬置”观念是釜底抽薪,抽去了人类中心主义得以展开的素材;但尼采与胡赛尔之后,真正将人类的境遇性展现出来的是以卡夫卡、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对于人的存在本身提出了问题: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它给出的答案是:人的存在就是一切。“存在”这一观念的提出真正将人从种种形而上学的幻影中拉回到地面之上,人以最无助、最微弱的生存形式袒露出自身的本质:人首先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是一个在“在先”的生存境遇中存身的“在者”(海德格尔)——在此,人的境遇性本质以最丰满的形式得以展现。

  上述是在西方思想历程中人的存在之境遇观念的隐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境遇性观念更是不绝如缕绳绳相继。从《周易》、孔子、老庄、魏晋玄学一直到宋元明清的山水画、明清小品、《红楼梦》、《桃花扇》,与西方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境遇性观念表达的更直观,我们看一看宋元明清山水画中以大幅山水为画的中心,人在画的一角如豆的格局,或体会一下《红楼梦》中“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中所传达出的不知何之的虚灵境界,我们便能一下子把握住人的境遇性内涵的精髓。

  要之,人的境遇性内涵所指出的就是人的生存处境的不可选择性,这种不可选择性乃是语境发生的基本基础,它剥离了人本身——同时也是研究对象本身——一切外在的依靠和虚妄,使研究对象如一颗清白的种子只能在“此地”生长。

  语境的另一个内涵是建构性。

  语境的建构性是指人在不可选择的人生境遇中积极主动的适应。《周易》中的《复》卦()特别耐人寻味。《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2从卦象上来说,复卦上五爻全是阴爻,只有最下面的初九是阳爻,可以说是阴盛阳衰,但这一卦却偏偏是“亨”卦,原因何在?《彖》辞中解释道:“‘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3“刚反,动而以顺行”是说初九虽然在上五阴爻的屈滞之下,但是它能在五个阴爻的包围中透出一线生机,并且能从这一线生机发展壮大,这也是下面“刚长”的意思,所以是“亨”。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物极必复是天地间的大道和规律,即“‘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正是因为自上而下的阴爻已经沉潜到极点所以才促生了一卦阳爻的复生。因此,《复》卦的卦理就是在极阴的局势中必然促生一阳来复。阴阳是常名,落实到具体人生而言就是在极困厄的人生境遇中必然促生着人之积极主动性的发挥,这即是常言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进一步,“阴”的、困厄的人生意味着人被剥去了一切外在的倚缘,无可奈何,不可选择,这即是上文我们所谓人生“境遇”的内涵,按此,《复》卦向我们透出的启示是:不可选择的人生“境遇”促生着人之积极主动性的发挥——而这种积极性又分为对于人生境遇的积极改造和积极适应,前者是自然科学的,后者是人文科学的,我们在此只讨论后者。

  《周易·复》中“复”的观念并不是孤思冥想,而是盘结在中西思想中的大血脉。在中国思想中以老庄思想为其极诣,在西方思想中则是从胡赛尔的现象学思想发其端绪。胡赛尔现象学从“悬置”入手,廓清了人对于包含着人类中心主义外在倚缘的倚赖,但“悬置”不是最终的目的,“悬置”的意义在于焕发出人与世界在本源意义上的直面相对和相互建构,这就是胡赛尔所谓“意向性”观念。从“悬置”到“意向性”,胡赛尔现象说所说出的是与《复》卦相通的观念:不可选择的人生境遇(“悬置”)促生人在境遇世界中的积极适应与建构(“意向性”)。胡赛尔之后的存在主义、阐释学等都发展了这一思想,其中阐释学与人类学整合产生的阐释类学更是以其扎实广阔的人类学视野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阐释人类学的代表格尔兹提出了“深描”理论,认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应当将之看作是天然试验室中静止的对象,而应当将之看作是一个对自己所处身的语境做出积极阐释并在这种阐释中达成与周围环境相互建构的能动的对象,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如实的描画出这种在现实人生之中的深度建构。

  在不可选择之现实境遇中被剥离了一切外在倚缘的人如游龙入海,自由自在与直观呈现在面前的世界对话、建构,生成自身的生活世界,鱼跃于渊,鸢飞戾天,一个广阔博大的世界呈现人的面前,这就是语境的最终实现。不可选择的人生境遇促生出人在现实处境中的积极适应与建构,这构成了语境的根本内涵;反之,当人生处境失去了不可选择的素质,即当一个外在的“他者”为人们设定一种生活处境的时候,在此被设定的生活处境中人便同样成为了被设定的对象,人变成了随风转篷的“碎片”,失去了自由建构的能动积极性,语境便于此破产。这种因为外在“他者”对于人之生活处境的设定而导致的人之自由建构性的丧失即是“去语境化”。与语境的两个要素相对,“去语境化”包含两点:设定性;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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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6-0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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