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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示意图 （梁庭望 供图）
梁庭望在讲解广西民歌的历史。 （梁庭望 供图）
中国文学史不等于汉文学史，而应当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有机融合的中华文学史。它不能将目光只对准中原文化圈的文学，其视野应当到达边陲，把另外3个文化圈的文学都包括在内。整个中国的四大文化板块是一个整体，生长于四大文化板块上的各民族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史是中华民族关系的折射和写照。
中华文化的结构应当划分为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板块。中华文学史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它应当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血肉关系
记者：早在2000年5月，您就在全国民族文学比较与文化共生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从区域共生到中华趋同——少数民族文学演化规律刍议》一文，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9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在不断发展、完善，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接受和使用。您所构建的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梁庭望：中华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由众多民族文化有机地组合而成的。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民族分布、文化特征4个方面来考察，我认为，中华文化的结构应当划分为四大板块比较符合实际。这四大板块分别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由黄河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组成，这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由东北文化区、蒙古高原文化区、西北文化区组成；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由青藏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云贵高原文化区组成；江南稻作文化圈，由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文化区以及华南文化区组成。
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3个有少数民族分布的文化圈呈 “ㄈ”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由于相邻文化区之间都有重合部分，遂使11个文化区呈链形勾连，在时空上环环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互相辐射，并由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和血缘纽带连在一起，从而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学的历史背景，使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关系。因此，中华文学是由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学史不是单独的汉文学史，而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这种多民族文学史应当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反映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血肉关系。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提出这一学说的？
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产生，既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民族文学研究的小背景。
就社会文化大背景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热。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民族学、文化学研究上的一次突破。怎样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应用于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准确地反映出中华文化的结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
在中华文学研究方面，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我国先后出版了1600多部文学史，基本上书写的都是中原文化圈的汉族文学，而忽略了中国边疆3个文化圈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这样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它不能反映中华文学的全貌。在我国众多高校中，只有28所高校有少数民族文学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点，这样的中华文学教育是不平衡的。中华文学是由中原汉族文学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其中虽有主流和支流之分，但并不意味着主流就等于整体。就像无数支流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长江、黄河一样，中华文学的构成也是多元的。中华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一种能以直观清晰的视角俯瞰中华文化整体结构、俯瞰中华文学整体面貌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中原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直处于单一民族的文学研究阶段，比如维吾尔族文学研究、哈萨克族文学研究、蒙古族文学研究、壮族文学研究、藏族文学研究等等，有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但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是彼此联系的，这在民族文学中也有体现。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学良先生提出，要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而将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设定一个理论框架。作为马学良先生的学生，我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1992年，我参与编写并负责统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出版，在书中，我首次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按照5个地域划分，这为后来“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综合文艺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深入探讨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历时多年，最终提出了“中华文化板块结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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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信息中心 2009-5-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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