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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虎彬]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
  作者:尹虎彬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1-11 | 点击数:10560
 

 

[摘 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正在突破东西方文明的藩篱。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范例和诗学范式,正在由主流话语变为一家之言。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对口头传统的发掘,以及20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重新发现的口传史诗,都促使人们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改变以往对史诗和史诗传统的认识。世界性的、区域的和地方的传统话语,正在以不同的层面重构关于史诗的观念和研究范式。中国以往的史诗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关注民族或地域史诗的历史发展,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把史诗作为民族文学的经典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本文提出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的观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关键词] 口头传统,史诗观念,范式

  一、从古典学到口头诗学

  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以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从古希腊的原创型史诗如荷马史诗开始,到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创作,秉承了希腊史诗的范例,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西方学者的史诗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史诗以及中古欧洲史诗基础上的,文艺复兴、近世史诗以及现代史诗传统也被纳入史诗研究的范围。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史诗的分析对后来的西方学者影响很大。史诗作为一种类型,成为叙事文学的一个鼻祖,荷马史诗经过不知多少民间艺人和文艺家的长期提炼和反复锻造,业已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范例。西方史诗学在古典学、语文学的培育下,沿着亚里斯多德的范式向前发展,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史诗的诗的形式及其结构特点的认识。

  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但是,直到16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开启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

  从17世纪晚期一直到18世纪出现了对口传史诗的搜集和研究的热潮。沃尔夫(T. A. Wolf)《荷马引论》(Prologomena ad Homerum,1795)表现出人们对荷马史诗产生背景的重新认识。这时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重新发现的古代史诗——《芬戈尔,六卷古史诗》(Fingal, an Ancient E. Poem in Six Books),它归于凯尔特的民歌手莪相(Ossian)名下,可是它实际上是由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撰写的。这个事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研究民间诗歌的兴趣。人们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开始搜集凯尔特人的史诗。在芬兰,诗人兼学者埃利亚斯·隆洛德(Elias Lönnrot,1802-1884)为他的民族找到了史诗《凯莱瓦拉》(Kalevala)。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了口头传统的再发现。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迈向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传的、半口传的,以及源于口传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 William Grimm,1786-1859)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在芬兰,《卡莱瓦拉》搜集历史开始于18世纪,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搜集已经展开。从此,散见各地的史诗开始被搜集起来。1850年-1860年在芬兰开始了史诗搜集的新阶段。民俗学研究的介入是1870年以后。芬兰学者在150年的历史进程里搜集了许多的异文,资料汇集于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学档案馆,形成壮观的史诗集成,它们被陆续以芬兰语出版。

  19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19世纪末俄国比较文艺学家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对亚里斯多德以来以西方古典文学范本推演出来的规范化诗学提出挑战,他根据浪漫主义者对民间口头诗歌的重新发现,提出建构新的诗学的设想。

  20世纪史诗研究者从鲍勒(C. M. Bowra)开始,注意到原生形态的(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书面文学的)的区别,扩大了英雄史诗的范围。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A. B. Lord)把19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它们既不是古典史诗,也不是西方史诗。

  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这无疑是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短歌说,对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帕里、洛德以来西方口头传统研究,主要涉及民俗学的题材样式、形式、主题,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趋同性和趋异性,如何界定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经典,民间艺人的表演和创作等问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帕里和洛德等一派学者把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放在一个史诗传统中来研究,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文本的背后,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表演传统,指出这一传统曾经是活形态的、口头的。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中,试图解决荷马史诗的创作、作者和年代问题。他们把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选择表演、表演的文化语境作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依靠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寻求古典学的新突破。[①] 1930年代以来欧美口头传统研究者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对于19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口头文学的创作与表演、作者与文本、传统与创新、口头文学的文本记录与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科学理念、民俗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关于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双向互动、口头传承、书写传统和电子传媒所构成的三维信息传播学等。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更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

  到20世纪末,劳里·航柯(Lauri Honko)对印度西里人(Siri)的口传史诗的研究,标志着西方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移。在他看来,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他在史诗与特定的传统社区的紧密联系中发现了史诗的活力,他提出的关于史诗的新观念,贯彻了文化多样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预示,21世纪的史诗研究将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种以荷马史诗为范例,取例西方的史诗研究范式,将逐渐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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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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