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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威]甲子岁朝春:一九二四年的星命与政治
  作者:杨雄威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1 | 点击数:434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旧两历并行。在新历中,一九二四年亦即民国十三年的二月五日似乎毫无特别之处。但在旧历中,这一天正值正月初一,亦即传统的元旦日。而其妙处远不止此:推之以干支,此日为中元甲子新纪元;而言之以节候,则其恰逢当日立春。元旦日立春,俗谓“岁朝春”或“岁头春”,江南谚云“百年难遇岁朝春”,盖言其难得一见。而岁朝春又遇六十甲子头,便成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甲子岁朝春”。沪上一家命课馆的先生“按太乙数推算”后发现自有甲子以来“未曾如此巧合”。

  这一天不仅妙在机缘之巧。在传统文化中,甲子新纪元有强烈的更新寓意。岁朝春则“主民大安”。这对于久处战乱的国人来说,不啻如大旱之望云霓。诚如某论者谓:“甲子之首,岁之首,月之首,日之首,时之首,适逢其盛,迨有非常瑞征,足使吾民大安耶?不佞当拭目以俟之。”(悲厂:《岁朝春》,《木铎周刊》第二〇七期,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第二版)实际上,当时国人普遍对这个传统历法中神奇的日子多多少少怀有期待。星算谶纬之类观念在晚清以至民国各界广泛存在,今日史学界实际仍多以“封建迷信”目之,故而不免轻视。实则由此恰可以开启达恩顿所谓的“相异的意义体系”,借助“甲子岁朝春”重新触摸民国甲子年元旦日前后的那段历史。

  壹

  一九二四年春,驻美公使施肇基在美国发表演讲:“按中国古学,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其最末之一年,政治多属不良。其最初之一年,首月又适春分,则政治多主佳兆。”施氏据此“古学”祈盼中国“从此万象更新,渐臻于富强”(《施肇基在美国对华协会演说》,《京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第三版)。回望大洋此岸,对甲子年政象的热望此时正在当政者中间风行。

  这年春节,最后一位由国会选出的大总统曹锟发表新年贺词云:“共和肇造,年历十三,而推步干支,岁逢甲子。以岁阴论,则十二辰又转周星;以运会论,则六十年更逢元命。与民更始,端在此时。”(《曹锟氏元日之训词》,《益世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第三版)岁阴指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十二辰转周星意即民国经历十二载春秋之后,又重新开始。曹锟将其与甲子运会之说并举,更加强化了一九二四年“更始”的意味。他自称对此“尤有无穷之希望”。颇为讽刺的是,曹锟的“希望”未及一年便化为泡影。甲子年十月,曹锟麾下爱将冯玉祥临阵倒戈,将其推下总统宝座。

  甲子元日北京天降瑞雪。莅任尚未满月的国务总理孙宝琦诗兴盎然,一连口占六首绝句,并在稍后投诸报端。其第一首云:“岁朝春气霭门,运启贞元万象新。瑞雪丰年呈预兆,人怀康乐颂和亲。”(孙宝琦:《甲子新春口占六绝》,《京报》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第五版)历任北洋内阁率皆短命,孙宝琦借甲子岁朝春所表达的美好愿景,难免会包含他本人的政治前程。孙氏曾于袁世凯时代代理阁揆,此次再次掌阁颇具戏剧性。孙与曹锟素无私交。一九二二年曹氏在保定宴请外交系诸公,孙宝琦因年长得坐首席,曹氏见其“仪表魁梧”,席间又知其为自己早年上司张曜的快婿。曹锟有感于张氏的识拔之恩,遂思投桃报李。但其提名孙宝琦为阁揆的决定相当突然,致使结果一出,其左右“大为骇诧”(《曹锟与孙宝琦》,《晨报》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第二版)。孙宝琦也在提名公布后对记者称,其上周四因私南归到总统府辞行时,曹锟尚无任何表示,至上周六车行至津却被紧急召回(《孙内阁未可乐观》,《晨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第二版)。这一细节实际上亦表明阁揆人选的难产。孙宝琦就职当日,报界即谓“孙宝琦内阁瓦解即在目前”。盖孙阁无法妥善安排曹锟亲信王克敏,加之在金法郎案等问题上与曹锟背道而驰,其后孙阁一路磕磕绊绊,勉强支撑半年便无疾而终。

  孙宝琦口占绝句畅想太平之时,在家乡常熟过年的议员徐兆玮亦作《甲子元旦》诗,云:“岁首逢春节,天心杜杀机。风光随处好,消息此中微。”(《徐兆玮日记》第四册,2555页)民国十三载变乱相寻,徐氏对“天心杜杀机”的期盼自不难理解。但讽刺的是,是年夏江浙一带士民便深陷江浙战争谣传的困扰之中。此后战事爆发,徐氏不得不与家人寓居沪上,以躲避洪杨之乱以来江南最严重的一次兵燹。

  另一议员彭养光也赋诗一首,截之如下:“去年纪序干支尽,昌运应随本岁来。癸甲分从今旦始,唐虞际自此朝开。”(彭养光:《民国十三年元旦甲子偶成》,《顺天时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第五版)彭氏诗中畅想借甲子昌运重开唐虞之治。“此朝”盖指今日,而非朝代之谓。彭养光是曹锟贿选的激烈反对者,此前曾通电胪陈曹氏十九条罪状,称其为“民国之罪人”。甲子年九月,彭氏因反直而在京被捕,经国会保释方脱牢狱之灾。尤为讽刺的是,彭养光以议员身份“护法”有年,一九二三年一度南下对抗曹锟贿选,其后又北上继续以国会为斗争平台,但正是在甲子年底,中华民国国会与约法及新生的宪法一道寿终正寝。徐兆玮的日记便清晰地记录了国会南北议员走向同归于尽的“消息”。

  甲子年春,直系军事上的顶梁柱吴佩孚在其大本营洛阳过寿。其一贺联有“熙时开甲子,维十有三年春,大武告成”句,吴佩孚于此联情有独钟,“阅之掀髯微笑,点头者再”(《洛吴生日所收寿联》,《益世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八版)。更受人瞩目者,外交团以一头大象为赠礼,象背上驮一宝瓶,瓶上嵌“昇平有象”四字。吴佩孚当日汲汲于武力统一,且对外标榜先有大乱、复以武统、终归文治,“大武告成”与“昇平有象”在他这一政治理念中具有高度的因果关联。吴佩孚绰号吴秀才,喜易理,好占卜,文中联语和大象等所示祥瑞必能投其所好。但上天恰恰跟吴秀才开了个历史玩笑:直奉开战后吴佩孚以总司令身份亲临前线,因一九二二年豫督事件久思报复的冯玉祥终于得手。吴佩孚的溃败,不仅将其武统梦打破,也标志着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

  实际上,民国士民对甲子岁朝春有过一次集体畅想,足见更始心理在当时社会是如何普遍。有趣的是,甲子元日甚至掀起一场诗人们的创作潮。湖南地方名流袁德宣(号炼人)便于甲子元日赋诗一首,以《交通丛报》社长身份寄同社诸友并求和韵。其诗开篇即云“甲子当头应有诗”。画家吴湖帆后来提到,在其所绘某画作的题词中“尤以甲子元旦日为多,盖是年欣逢岁朝立春也”(吴湖帆:《吴乘》,《古今》第四十七期)。

  这些诗作,对太平之世有着密集而强烈的渴望。素以诗名的名士罗瘿公晚年疾病缠身,在其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节恰逢甲子岁朝春,遂作诗谓“天开泰运我更生,甲子人人望太平”。诗中既有身痛,复有国忧。以诗自负的樊增祥此时已入耄耋之年,一年数千元的润笔费足够其举家小康,但毕竟笼罩在政治动荡的巨大阴影下。他在除夕作诗犹自我安慰说“早无忧乐关天下,赢得一家衠是春”,然而次日作《甲子元日立春》一诗便难掩隐忧,云:“佳节合并天省事,上元轮转世更新。五星交汇思颛顼,从此人间息战尘。”诸诗中北京的谢麦渡铺叙尤详:“天公有意回蹇屯,甲子纪元元旦春。北风一夜长安白,丰年有兆雪缤纷。朝野争歌岁更始,一似炎汉将代秦。术者之言言殷殷,世道差随天道分。积年六十一甲子,吉凶祸福原平均。不到否极泰不来,中元甲子百福臻。”(《甲子元旦立春翌日得雪数寸诗以自遣》,《顺天时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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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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