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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作者:孙信茹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8-30 | 点击数:1395
 

摘   要:通过对云南普米族乡村一群年轻人的微信使用和微信群活动——自我表达和互动表现的民族志考察,可以发现,微信既是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又通过西尔弗斯通所说的“双重勾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借助微信,个体在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可以自由转换,其乡村个体意识与族群信念得以交织融合;村民在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实现更为紧密和多元的互动。

关键词:微信;文化书写;双重勾连;普米族


  一、引子

  2015年末,笔者加入了一个名为“大羊青年”的微信群。该群的成员都是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大羊村的普米族年轻村民,唯有笔者一人是来自昆明的研究人员。在此之前,笔者已经在这个村进进出出5年多,展开访谈和其他形式的田野考察,结识了很多村民,包括这个微信群中的很多成员。加入这个微信群是笔者“在场”的一个自然步骤。

  这个加入虽不是亲临田野观察点,却令笔者有了再次“入场”的感受。微信群和这个村落是两个既密切关联又大不相同的空间,甚至,它们近乎两个相互交织但各自独立的“生活世界”。在微信群内的观察和交流中,笔者常常会将他们在村子里与笔者交往时的样子联系起来,而这时,笔者时常感觉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现实中的他们大多羞涩、不善言辞,而微信中的他们往往直抒胸臆、热忱大方,乐于谈论自己的感受,热衷展现自己的生活。谈论的话题和对新鲜事物的看法,和任何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或其他群体并无太大差异。

  这样的“反差”令人遐想:是微信在“改变”他们,还是他们运用微信在释放自我?是微信开拓了他们表达的空间,还是他们将微信自然随意地运用于自己的生活空间?简言之,对于这些远离中心区域和主流文化辐射范围的少数民族青年而言,微信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网络和新媒体的崛起生成了人们新的社会活动空间。随着数码技术用品的日益普及和使用便利,它们所构成的社交媒体网络不仅是人们获取一般性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形塑个人思维观念、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同时,社交媒体的运用让人们分享和发布个人信息成为一种常态,并因此成为当代社会一种个人叙事和表达的重要载体。

  当然,运用新媒体进行表达和获取文化参与的机会,则有赖于使用者在日常生活场景下对于新技术的使用。最近几年,借助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手机等新媒体日渐显著地进入了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普遍地使用手机。相较都市人群对新媒体熟稔的运用和多样的认知,少数民族群体在使用新媒体进行自我表达方面要落后不少;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手机媒体和微信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体书写、表达进而参与文化实践的机会和可能性。

  本文就是通过普米人微信群的一个个案,在具体和特定的场景下,考察这种书写、表达进而实现文化参与的可能,以及这些人从网络空间到现实如何发生转换,并从中解读微信对大羊普米族村民的意义。

  这个云南怒江州普米族的村寨,长久以来都不处于中心区域和主流文化的辐射影响范围内,也因此至今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文化,而象征着现代性的新技术和媒介,从来都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被看作外在于村落社会的存在。挣脱这个视角的桎梏,笔者试图进入到这群年轻人的生活脉络和文化情境中,了解他们在微信中呈现的“话语是什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互为界定的,它们是如何编织在一起,以及最关键的,它们是如何依据相互之间的影响而区分开来的。”[1]

  这些个体在新媒体中的叙述有些或许是在特定时刻未经内省的自发表达,有些也不乏是在明确意识基础上的主体建构和声张,但综合起来看,他们的书写和文化表达,呈现出少数民族个体一种全新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个体、群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群体和社会复杂的关系互动。

  二、一个村落和它的微信群

  (一)走进大羊村和“大羊青年

  “大羊青年”微信群的成员(笔者除外)均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大羊普米族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普米族村寨,该行政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云南七个“人口较少民族”[2]之一的普米族,相传源于我国古代西部的羌戎族群。目前人口近3万,其中16270人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相传普米人的祖先从丽江石鼓地区游牧至此,定居后生活方式转型为半牧半耕的农业生活模式。

  清朝时期,当地曾有驻军和治所(古代地方政权的政府驻地所在);民国初年,大羊由当时的顺化里管辖;1949年后,大羊隶属于兴仁乡;1950年代末,周边的羊山和堂山被归并为一体,大羊村的名称正式确立。截至2011年5月,大羊村委会共有农户169户,人口约680人。大羊村的民族以普米族为主,有少量的汉族和白族等其他民族杂居。当地村民主要由和、鹿、杨等三大姓氏构成。

  和云南省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一样,大羊村在社会、经济方面以农耕、养殖为主,生产力偏低,交通落后。而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更是显得贫弱。目前,村民收入30%来自养殖业,25%来自种植业,年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

  尽管社会发展较为滞后,但是当地也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普米族文化。无论是本民族语言的广泛使用,还是重要年节中对吾昔节(普米族最隆重的年节)、祭祖、祭山神等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的保留,抑或是贯穿日常生活始终的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仪式的存在,可以说,大羊村都是保留普米传统文化较为完整的村寨。

  在对该村寨进行观察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结识的那些普通村民,有的远走他乡打工,有个别人大学毕业留在了昆明工作,有的则在当地自己创业,当然,更多的人依然留在村里。其中,一个叫和东阳的村民始终和笔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切关于大羊最新的消息和变动都来自于他。

  正如之前所说,在相互交往的这几年中,笔者看到了他身上惊人的变化,如今,和东阳已经从当年那个内向腼腆的普米青年变成了一个普米文化的“代言人”和“宣传大使”。作为大羊村的文化精英,和东阳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他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转变。

  同时,他能运用新的传播手段和人际关系网络,将个体和民族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转换,进而实现新的文化选择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他身上,笔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转变,更折射出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与微观的乡村社会生活及个人命运的互动。[3]这个微信群的诞生,就是和东阳一手促成的。本研究也就得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这个名叫“大羊青年”的微信群建立于2015年底,目前一共有37人(除去笔者),[4]年龄都在45岁以下,其中,女性只有2人。群内成员有11人从未发过任何信息,其余26人均发布有不同数量的信息内容。作为创办者的和东阳是群里较早开始使用和发布微信的人,2014年5月14日,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第一条信息。

  其他绝大部分人开始使用微信的时间都集中在2015年初后。37人中,有1人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留在昆明一家科研单位工作;1人在兰坪河西乡乡政府工作;1人在兰坪石登乡司法所工作;2人在兰坪冶金集团金鼎锌业公司工作;1人在大羊村里从事牛羊养殖工作;另外30人都有着零散打工的经历。有的人常年在外不归,也有的人偶尔外出打工。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在大羊土生土长的他们,对村落和普米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所以,当和东阳提出要创办这样一个微信群,把各处的大羊年轻人召集在一起互通有无时,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对于为何要创办这个微信群,和东阳在一条微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交流沟通,团结互助、共同奋斗,建大羊梦。”[5]虽然说加入这个微信群的每个人具体想法和目的不同,但是从大家在群里讨论的一些话题和转发的一些内容来看,大家对这样的目的显然是有较高认同度的。[6]

  例如,大部分人都乐于在此发表对村内公共事务的看法。有人表示:在这个群里每人一个点子一句真话,就可以把大伙的智慧都集中起来。还有人常常转发和普米族历史文化有关的信息。不难看出,大羊的村落空间和普米族共同的民族与文化渊源是这个群体的参与者得以发言和凝聚认同感的基础。

  通常,微信朋友圈体现出范围相对固定、成员相对明确的交往特性。这一特性在“大羊青年”这个群中同样显著:这是一个基于新媒体形成的网络交往社区,但这个社区的搭建又有着强烈的地缘、族缘和血缘等现实关系。圈子里的参与者彼此非常熟悉,甚至不少还是亲戚或好友。可以设想,在没有手机或微信这些新的媒介之前,他们的相互交往和互动要么依托于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要么必须借助如电话等传统的人际传播手段。

  而网络和新媒体则促成他们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个空间由实体的人和社会关系构成,但又不断扩展和衍生出新的交往方式和交流空间。从年龄、性别和个人经历来看,“大羊青年”成员较年轻,也大多有外出工作的经历,男性居多。这些基本情况,在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有着极大差异的传统普米族村寨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得以成为村寨里较早使用手机等新媒体并运用娴熟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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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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