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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国 杨军]重塑认同:国家非遗运动与地方文化实践的双向考察
  作者:孙正国 杨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8-17 | 点击数:1996
 

摘要: 近60年来的中国文化探索,起伏跌宕,风潮涌动,本土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砥砺而行,文化观念的争鸣持续不断,文化制度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格局交互而生。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然取得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成就,而文化革命流毒却如影相随,渗透至后面的各个时段,极大阻碍着文化建设的良性生长和创新发展,最根本的危害是,侵蚀了本土文化认同意识。2006年是第一批国家非遗代表作项目确立的时间刻度,也是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仪式化确定期,因此,我们尝试建立一个文化坐标:以2006年为坐标圆点,以国家非遗运动为文化纵轴,以地方文化实践为文化横轴,来讨论中国文化的认同问题。期待这一讨论能够对于当下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作出某种解释与理解性的思考。

关键词: 非遗运动;文化实践;认同

作者简介: 孙正国(1972—),男,湖北利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民间的教学与研究。杨军(1980—),男,河南遂平人,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17级博士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学。


  一 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化

  杨军(下简称杨):久闻孙教授在非遗领域取得的成就,我也是在阅读您的著述中开始关注、研究非遗的,我2016年曾经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2017年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广西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路径新探》。通过阅读您的著述以及自己撰写文章,深感今天的全球化现象与资本主义工业百多年前的世界性有较大差异。后者在工业生产的确定领域进行世界性生产、运输和销售,规模与影响都是有限的。而今天随着卫星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物流能力的高速发展,国际交流空前频繁,覆盖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基本观念。

  孙正国(下简称孙):我们当代的文化问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症候,那就是本土文化的疏离感。许多人喜欢外来文化,喜欢以外来文化的价值观评判我们的社会,更有甚者,以虚无的历史主义态度,简单地比较中西文化,扬西抑中,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

  杨:您的观察很深入,我们当下的确存在着否定自己传统的极端现象,这其实是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家在最近的十余年里,以非遗保护的文化制度来呈现我们博大的文化传统,丰富、多元、富有创造力。您觉得这种文化制度的形成还有其他原因吗?

  孙:原因当然还有很多。除了应对当前的文化自卑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两点,一是尝试回应人类普遍面临的一些基本困境。首先是生态困境,人类的生态灾难日益显著,自然灾难、人为灾难以及自然与人为交替形成的双重生态灾难。这些年来,灾难意识已逐渐成为当代人的显性意识,人们借助信息化时代的高速、逼真、同步的信息传播手段,尤其是以智能手机为主的自媒体的超级发布平台,哪怕一个微小的、极其普通的人生挫折,都会立即以数万次以上的传播广度和几何级数不断夸大的传播深度,演化为警省人心的灾难事件。灾难意识的增强,反过来强化了生态灾难的危机。大的生态破坏如臭氧层、水污染、食物链频临断裂、土地过度开发、物种急剧衰减等,人们仿佛从来没有积累过如何保护生存要素、自然环境的经验与知识,只知道破坏性地掘取自然资源,舍本逐末地不断污染自己所依赖的大自然。其次是结构困境,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性生产,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技术推动下,全球化的生产生活结构已然实现了对人类的深度控制。几百年来形成的经济秩序不平衡结构得到巩固。文化层面的全球化导致了文化观念上的等级观,发达国家的文化和西方文化被界定为优秀文化,被种种市场制度所规定与操控的优势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市场,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多元性损害。最后是价值困境,当代物质文化空前富有、物质需求被充分刺激,人类价值的物质取向过度发展,而精神取向则被淡化,日益减弱。物质主义的极端化,伴随着科学主义的片面理性一起,淹没了人类之为人类的精神品格,价值危机十分深重。

  杨:存在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人类数量增长与资源数量减少的矛盾加剧;同时,由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互联网制度所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与人类原初的物理世界所形成的深刻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困境在当代的多重危机。这些困境原来还没有显在地表现出来,现在的信息化技术则让困境快速地传播开来,并轻易地被人普遍所知晓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的现实存在制造了更多的心理危机。那么,您认为第二个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孙:第二个大的原因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当代困境。这些困境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宏观层次,社会总体背景与经济、技术、文化的转型层次,中国文化转型的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中叶以来,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逐步展开,大中城市的工业化程度不断增加,工业生产规模逐渐超过农业生产规模,农业本身也纳入工业化过程之中;但是,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别巨大,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也就存在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异。

  直到今天,整体上实现了工业文明的中国,仍然有西部的少数地区处于较为滞后的农业时代和农业向工业转型的时代。这种不平衡,虽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本身的表现,但却在工业时代显现为一种影响发展的社会困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体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总财富的大幅增长,市场经济得到培育和发展,原有的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取代。但是国家对市场体制的宏观调控手段还长期存在,这种调控一定程度上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与市场体制有内在性的矛盾;传统世界向信息世界的转型是科学技术的划时代进步,信息世界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新发明,虚拟的网络生活世界与客观的物理生活世界并存,进而引发了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两大转型所带来的困境归根结蒂是人们对未来世界的不适应所导致的结果。

  杨:您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四大转型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是交错展开的,而且每个转型的内部结构也不尽完善,所涉及区域、行业、人口的转型过程也不平衡,因此几大转型之间缺乏历史逻辑的阶段性变革。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文化困境的根本性原因吧。

  孙:是的。第二层次是中观层次,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复杂。中国文化形态的西化浓度、广度、深度更为复杂,无论器物技术、经济体制、行为方式、语言教育,还是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都受到较大影响。改革开放的国家策略也推动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全域性、全民性了解和理解西方文化的路径更多,但也变得更为困难;另外,本土形态的文化问题与西方形态的文化问题的交织重叠,往往难以从文化属性与文化机制上作出清晰的区分,这为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带来很大的挑战。

  第三层次是微观层次,中国文化复兴压力较大。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首先作为内在的一种梦想,既与当前繁荣富强的国家实力相应,也与19世纪以来受尽列强欺辱的百年历史有关。我们在可以实现文化复兴的时代,越发渴望通过文化复兴来雪耻解恨。然而,中国文化现实本身存在着非常多的难题,历史沉积下来的现实矛盾与新兴因素伴生的诸多困境,折射出中国文化现实的复杂与艰难,从而形成了文化复兴梦想与显在的文化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压力差。

  同时,中华文化复兴作为面对世界的一种国际格局,我们不仅需要自己的认同,还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与接受。从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来看,多个发达国家和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他们并不希望中国有实质性的社会发展,我们强调文化复兴,相反,于他们而言可能会成为一种竞争与矛盾的缘由,因此,我们想在对外的世界格局中实现文化复兴,其实与世界文化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压力差。

  杨:如此说来,国家非遗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回应世界性的普遍困境和中国自身的文化困境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期待我们具有创造力的丰富的国家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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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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