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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红萍 王亚军]民俗时空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与转向:基于吉登斯时空理论的延伸
  作者:常红萍 王亚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08 | 点击数:793
 

摘要:随着全球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民俗志文本书写由口述文化叙事向多维民俗志书写的转变,扩大了民俗空间的研究范畴,回归日常生活夯实了民俗时空研究的现实基础,传统向现代性过渡成为民俗时空研究的必然趋势。民俗时空关系基于民俗的时空特定结构,形成具有民俗特征的多元化的体系,将民俗事项传承、变迁和发展的时空路径通过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民俗结构化的模式。吉登斯时空理论更多是以批判和反思前人理论为逻辑前提,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研究范畴的民俗事项进行重新时空构建和阐释,拓展和延伸了传统民俗学关注时间、空间的研究范畴,对民俗时空路径的立体式、整体性构建,以及民俗区域化、民俗互动机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民俗时空;吉登斯;时空理论;本土化


一、问题的缘起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实践和发展的载体,也是不同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的重要维度。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思潮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西方社会学理论出现了“时空转向”的研究趋势,更加关注传统社会时空秩序的历时性和反思现代社会的共时性,讨论传统社会的习俗惯制如何影响和维系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如何促进时间和空间重新组合问题。民俗作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模式,至今仍传承和维系着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互动的实践和规范,扮演着文化传承和承载民族心理的媒介,影响着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而民俗时间和空间作为不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构成要素,成为窥探他们的族源、迁徙、仪式、社会关系、叙事、信仰和自我意识的重要视角和表征。目前,众多民俗研究有关民俗传统性的解读较为充分,但现代性的阐释相对薄弱。民俗系统如何将时间、地点、区域和行为实践有机结合,如何嵌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仍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议题。面对民俗研究的现实困境,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时空问题的研究,无形之中丰富了民俗学研究视角,为学科交叉和思维碰撞提供新的契机和平台。如涂尔干认为时间安排作为集体社会生活的产物,强调其集体性和规范性。他指出:“日期、星期、月份和年份等等的区别,与仪式、节日以及公共仪典的周期性重现都是相对应的。日历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同时具有保证这些活动的规则性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考察了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计时方式,从天文、气象和文化的视角讨论了他们的时间框架和想象图景,发现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关于时间的计算,对过去事件的所有记忆,以及日期的确定都要依据园艺活动。”索罗金、默顿梳理了不同区域的族群时间观念,发现“计时系统反映了群体的社会活动。它们具有集体性起源;坚守它们具有社会必要性。它们产生于群体生活的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活动的惯例和工作日的日常事务安排。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哈维基于西方当代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的情形,针对性区分了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讨论狄尔泰和涂尔干的时间和空间理论阐述,强调新一轮的“时空压缩”已经出现,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再创造出来的”。列斐伏尔对主观空间性和社会空间建构进行深入探讨,指出“社会空间是过去行动的产物(承载着特定的空间观念的过去的空间实践建构了社会空间),它也允许新的行动产生,它一方面促成一些行动。”当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逐渐开始反思民俗的时间、空间文化研究,指出当前民俗研究的困境,提出传统的民俗研究范式转换、方法论和现代性问题,为民俗时空本土化实践提供较为丰富的方法论。例如,钟敬文回顾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提出民俗文化学的理论范式,构筑民俗文化学体系结构的设想,强调“民俗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但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联系,它早就被民众所淘汰。民俗文化的研究离开现代性,同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乌丙安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强调当前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认为民俗文化空间的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刘铁梁根据村落的空间的实体性、自足的生活空间和自我意识,村落对民俗传承和空间文化研究重要性和现实性,强调“原本作为整体的民俗文化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碎片化,但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地将它们放到一定时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的场域当中,作出相互联系的理解与认知”。高丙中以土族为例,探讨时空设置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问题,并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制度视角分析中国节日体系演变的主要脉络,强调传统节日民俗的文化价值。周星着眼于时间观念与异文化的遭遇,提出全球化、社会变迁和时间制度的议题,强调时间民俗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全面地研究涉及‘时间’的民众生活方式(亦即所谓‘民俗’),从有关‘时间’民俗事项这一研究角度,我们也是有可能去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认识中国文化的特征以及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向云驹梳理了文化空间的概念意义,基于文化空间的类型学分析,归纳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核心价值和保护原则,反思空间的哲学与文化空间的认知,提出人类学空间与时空互置,强调对文化空间保护的实验、实践,建构出一个合理的、互补的、互动的格局。刘晓春认为中国传统民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具体时空坐落中的语言与制度体系,他提出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议题,介绍了语境问题的由来,重点从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分析了民俗传承的语境,强调“语境问题的引入,代表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从历时研究转向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从静态的考察转向具体的动态的民俗生活的考察,并且与民俗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赵旭东则认为社会研究由场所聚集逐步转向线索追溯,提出线索民族志的核心意象是通过“时间在空间中的不断延伸和展开而有一种记录和解释,一方面关注问题本身的结构,同时也关注问题所处的环境的结构”。桂榕通过民俗文化空间的个案研究,构建民族民俗文化空间分析框架,挖掘民俗文化空间的现实意义,将民族民俗文化空间归纳为日常生活文化空间、人生阀限文化空间、节日聚合文化空间三层面。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学者以及各个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建构其理论范式,促进了时空理论的发展。其中,吉登斯作为西方社会学时空研究的重要代表,撰写多部论著阐述和构建了多元交织的时空理论,提出现代性、结构二重性、时空压缩、双重性解释、共同知识、脱域等相关的时空概念。批判性论述了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有关结构化理论的相关问题,引出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分析了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情境性,反对“微观”和“宏观”孤立。从结构化理论中二重性的概念出发,阐明作为反思性行动者的“个体”的内涵,详尽地探讨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概念,强调不应把“社会系统”这个术语理解为那些只能与其它系统界限分明的社会关系的整合。提出有关社会类型的分类和理解,以充实对结构化特征的考察,勾勒出对结构丛、结构化特征和结构化原则的再生产循环。本文基于对吉登斯一系列研究著述的研读和反思,尝试从民俗时空视角,探讨吉登斯时空理论的延伸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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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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