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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布拉·科迪斯]想象公共民俗
  作者:[美]黛布拉·科迪斯   译者:张举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01 | 点击数:1196
 

摘要:当民俗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时,一个根本的问题被忽略了:有什么民俗不是公共的?通过对美国公共民俗学在半个世纪中的形成与发展的回顾和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那些积极从事公共民俗事业的先驱,美国社会中的阶级与意识形态等矛盾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改善。因此,对公共民俗的关注,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对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等问题的回应,也是民俗研究对政治与原则、多元文化,以及群体关系等问题的必要重视。

关键词:公共民俗;应用民俗;参与;社区;社会不公正;社会不公平;

作者简介:黛布拉·科迪斯(Debera Kodish),于1981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民俗学博士学位,并于1987年创建“费城民俗项目”(Philadelphia Folklore Project,PFP)。直到2013年从PFP退休。科迪斯先后参与和主编多部纪录片、文集和杂志,一直关注民间艺术和社会变革,也使该组织成为美国公共民俗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运用的最突出基地之一。

作者简介:张举文,现任美国崴涞大学东亚系教授、主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兼职教授。


  Imagining Public Folklore

  Debera Kodish

  什么民俗不是公共的?显然,什么民俗能在根本上不涉及到私人和个人的关注点?本文将公共民俗作为一种致力于广义上的民主文化参与来做一探讨。在过去的50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俗学者加入公共和应用民俗学者身份的行列,坚持着一个表面上简单而激进的观点:人类的经历、艺术和表现方式值得关注;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忽视是有一定的危险的。(1)公共民俗常被以工作环境(大学校园之外)和媒介方式(节日、展览、纪录片等)来描述:以它们不同于主流的学术模式的特征来界定。然而,在此,我希望聚焦于实践:公共民俗学的工作是在做什么,以及这样的工作允许做什么。从公共民俗的诸多头绪中,我最终得以辨析出一个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积极传统:从中,所有的辛苦工作都是致力于发挥百姓的权利与能力,都是值得的,并将其轨迹留在艺术与文化之中;而这又是解放斗争的重要变异方式之一。(2)

  民俗学家对民俗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可能会有统一的认识,但差异显现于如何将平民的实践视为关注根本上的社会不公平与不公正的表现方式。(3)有些人称之为文化权力问题,这是不可分割的对文化(及其责任)的人权,也就是说,对优秀和核心的民间艺术的可靠的接触权力。新呈现出的美国公共民俗这一领域——这也是我在本文中的焦点,在公开关注大问题,大挑战,以及远见问题上是缓慢的。当政治没能公开成为或被纳入少数民族问题时,民俗中激进的传统很容易被埋葬。(1)但是,我们已经发展了50年:对抗公司化的资本主义的负面冲击;尽力完美地去记录,但又目标狭隘地躲避其中的失误;批驳民族主义的、普世的和倒退的力量,同时又碍于对重要参与者的成就和共同参与的斗争成果的普遍忽视。而这一切都是在那些改变了我们生活格局的非裔美国人的自由运动和其他解放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正是在这些交错的力量之中,伟大的导师们为公共民俗奠定了根基,尽管还有极不成比例的居于其中并对我们形成威胁的经济问题。本文是对他们的极大“欠债”的一笔小“偿付”。

  政治与原则

  对我和许多其他人而言,这些伟大的导师之一就是阿奇·格林(Archie Green)。他是一位为发展美国公共民俗这个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学者,但却没有长期稳定的学术基地;他是一位组织者,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一位“有着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无政府工会积极分子”,一位交友广泛的普通人。(2)他常常用这些词语来表述公共民俗:派性(partisan)、独特(particular)、多元(pluralist);公共民俗是民俗在公共语境中的实践,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3)他的大原则反映出对重大和突出的社会问题的忧虑:环境和工人斗争,以及有关民主参与和公共责任。坎特维尔(Robert Cantwell)如此描述阿奇·格林通过以艺术语言所表达的反思:他在“填补话语构架(用格林自己的口头禅来说)之间的缝隙,将修辞式的平台搭建在论证的框架上,堵上接头的螺丝洞,再刷上一层保护漆”(4)。格林在成为民俗学家之前是造船工。他的语言恰当而讲究。他将公共民俗视为一种日常工作:一种完成必要任务的独特技术。(5)在此,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怀念,我以自己的理解将政治表述为“反服从”和“激进多元论”来进一步阐释他的思路。(6)这些概念为下面的关键词注入生命,解说了我最钦佩的、使我从中受到激励的著述。

  这里所说的“派性”人士是指那些全心全意的、负责任的、反抗残酷力量的人。坦率地说,有派性的公共民俗工作是从长期与民众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而从中我们变得有责任感。这一切来自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冲突。我这一代人痛苦地目睹了我们为新自由派在过去30年里所造成的破坏而付出的代价。我们仍继续被斥责是为自己的政治服务。(7)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成为有派性的人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如何学会问需要问的问题,学会关爱和尊敬,学会做贡献,以及学会建立权力。(1)

  公共民俗学者是特殊化者:他们存在于我们的多元环境之中;坚持认为百姓日常实践有其重要性;长期执着地关心对因民众广泛和不同的经历所形成的高语境(high-context)的不同表达和理解;极度关注在经历世代和地域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动态和多变的文化制造的本质。但是,我们也是私下的集体主义者: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体现在与他人的友谊和长期交往;共同关注社区的权威如何通过大众表达和实践得到印证;通过与民众共同生活而共同发展出发掘民众的创造性和个性的能力——这也是罗杰·阿伯拉罕(Roger Abrahams)的伟大贡献之一(1970)。一个融合特殊化与集体主义的积极分子的工作便是一幅特写作品。那些混合着认同感和本真性的概念,在面对从民众中扩展出的主观性、自决和自我时尚的艺术风格,以及社区生活质量时,让位于对后者的理解和认识。(2)我们认识到有策略的激进的本质论与反本质论都是民众反抗服从时的选择。(3)将民间艺术与我们自己置于更广泛的斗争和自由运动的背景下,会使我们与那些反抗再次受到不公平规划的人联合在一起。(4)这些人生转化都是因感情而发生变化的,表现在性格与名声上。但工作本身是“个人的”。这也是对格林形象的三重奏比喻的一个新维度的补充。而且,个人的当然也是政治的。

  我们中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格林的完整人生气节:他对导向性意识形态有清晰认识;他是一位优秀的工匠;他具有雄辩家的口才,也是位文采洋溢的作家。“把这个记下来”,他会大声喊道,直到我学会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备而来。我像学徒工那样学会了写作。但是,我明白,学徒的身份,就其所追随的和所收获的而言,的确是一生的事业。(5)格林称其为游击队工作。何为游击队工作?其实,把这个说明白要比乍听起来难。在美国腹地的这些地区,如,内华达州的艾尔科(Elko),佛蒙特州的米德博瑞(Middlebury),德州的奥斯丁(Austin),爱达荷州的博伊斯(Boise),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Madison),加州的弗莱斯诺(Fresno),宾州的费城(Philadelphia),我们中的许多人几十年来都是单兵作战,或是有个很小的群体。我们始终处于严重的孤立无援的状态。我们的领地支离破碎,互不相连:不能在某一次运动或某一时刻联合在一起。但是,与格林的许多学生和远亲一样,我至此由衷感激,我已经深深地被许多当地的老师所包容接纳;他们是社会活动家,艺术家,有着广泛经历的人,就像格林一样,倾心倾力指导我。(1)

  我们与各行各业的人共同从事这些工作,尽管缺少能将我们的计划目标说得更清楚的共同语言。(2)置身于所谓的艺术阵营的边缘,地处美国腹地之一的费城,我在此概括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寻求如何有可能去想象文化,并为它耕耘健康的土壤。通过追溯职业实践的特色,我关注所交流的故事,那些宽容和远大的理想,被复述和评估过的成就(学会对我们所信任和关爱的人和事的珍重,是个无止境的过程)。正如斯匹泽所说,我们必须学会“在农场仓房里具有与在官僚机构里同样的从容”,以便在文化对话中“力求表达流畅”(3)。他归纳了文化融合论者所意识到的:我们都是在用复杂而多层的语言进行交流,我们共同带着道德和想象参与有关自己命运与未来的意义重大的对话。我发现,公共民俗的最佳状态是在响应托尼·邦伯拉的号召之时:寻找一种使革命者能与高瞻远瞩的领袖对话的桥梁语言。(4)

  那些论述公共民俗领域,并以此身份与民俗学科进行对话的实践者,在描述公共民俗时开创了新的方向。他们对民俗项目进行总体概括,普查关键问题,对联邦和州政府扶持的民间艺术项目提供各种建议,对不同行业和比喻说法指出利弊,进行个案研究以及有益的反思,总之,远远超过我在此所能肯定的。各种文集与特刊介绍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与观点。很多文章的作者们涉猎广泛的对话,也涉及到在他们不同职业阶段参与过这些工作的人。在此,我要推荐这些著述作为介绍美国公共民俗的核心问题的概论。那些辛劳地奉献终身的各行业大师、艺术家、有色人(极少被这样提到)提供了更多的榜样:将多年的有原则的实践提炼成精美的艺术。我们在社区艺术活动中的同行们也展现出很多类似的事例。无疑,一个坚实的基础已经建成。

  珍重多种优秀

  韦斯特曼(Bill Westerman)注意到,公共和应用民俗的工作为美国的“艺术”的革命性扩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这是一场仍在持续的势力单薄的战斗。民间艺术和致力于此的民众在挑战主流(精英、普世论者、由上至下的权威、官僚)的观念:什么可算作艺术,出现在什么场合,以及如何被有意义地接纳和支持。毕竟,这才应该是艺术:有参与性、存在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心目中、在群体记忆中有着与个人专长一样的可识别性。官方机构将多元的民间传统都铲到边缘;商业界蔑视这些传统,尽管它们大量存在于影子经济中,也成为备用价值的货币。民间艺术在为得到公正和妥当的尊重而斗争。所以,想想这些:土著和岛国的篮子编制、牛仔诗歌、爱尔兰音乐、布鲁斯音乐、(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克莱兹默音乐、以及非裔美国人的讲故事,这些只是被视为在过去50年得到“复兴”或“再生”的有意义的民间艺术中的极少数例子。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韦斯特曼从中看到的是对精英所用的“优秀”概念的激进的再组合。

  从韦斯特曼的乐观表述开始,去思考一下在多元的草根背景下“优秀”是被如何理解的。林达尔(Carl Lindahl)进一步分解此进程,用“森林”“表演”,以及“森林低层植被”之间的相关元素进行比喻区分。要想对出色的“表演”有个整体感觉的话,一个(既好奇又明显)着眼点是看那些获得有名望的奖励的个体艺术家。无论这些荣誉制度多么不完善或有问题,它们的确识别出一批了不起的艺术家。国家艺术基金遗产奖(有关民间艺术的全国最高荣誉,模仿日本的人间国宝项目)自从1982年起每年认定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奖人中有:玛丽·杰克逊(Mary Jackson),贝克·拉姆森(Buck Ramsey),艾琳·瓦茨(Elaine Hoffman Watts),拉宛·罗宾逊(La Vaughn Robinson)等等。他们的生平故事——即林达尔的“森林”——激发了更多的人,使他们能沿着同样的路走下去。对此问题的关注可以扩展文化史,为多元艺术的“优秀”的诞生和精炼提供具体的细节和背景,也让我们了解他们对社区的意义,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因为一次性奖励并不能保证永久的生存),以及他们所反映出的社会机体的健康状态。

  随后是“森林低层植被”:我们从中所获取的和记住的。已故的杰拉德·戴维斯(Gerald Davis)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和杰出的公共民俗学先锋。他指出,“我们在梳理我们自己的经历上做得很缓慢。”那么,公共民俗中的“优秀”是什么?戴维斯在1996年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的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基本标准。他先描述自己在1972年与摄影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兰德·弗里曼(Roland Freeman)相遇的情况,然后反思他自己和他调查研究的人——巴尔迪摩谋生小贩们(当地以马车贩货的非裔人)。三十年后,弗里曼被提名成为国家艺术基金会遗产奖获得者。在他们的早年相遇中,戴维斯判断弗里曼已经具备了所需要的“优秀”:充满激情的献身精神,“珍重记录”的能力,“家庭历史”,“积极主动的关系”,“对传统的自始至终的执着”,以及“专业水平的技艺”。对“优秀”作品的要求很清楚、简单,也很高:能被视为对人类精神本质有指导性关注的实践。弗里曼自己认为他的工作“有回报感、有治愈力和凝聚力”。

  戴维斯对优秀实践的评判标准和弗里曼对他的改变人生的辛劳的总结,都是真诚评价的先例:可信的评判标准产生持久的价值。优秀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艺术性与精美技艺;使民众可以继续发展的(个人和集体的)知识;具有自我与作品的完整气节(我将在下面继续提到这个“本真性”概念);有伦理观和原则目标的辛劳;信任;构建能让他人真心投入,且有远大目标的方法;带来真正的变化。这样的工作为走向自由铺筑了道路。(1)正如另一位已故的出色的从事公共利益的民俗工作者贝弗利·罗宾逊(Beverly Robinson)所坚持的——他将注意力转向非裔美国人的民间生活:这不是游戏。

  由于多种原因,非裔美国人的自由运动和民权斗争,在发展公共利益民俗和树立优秀榜样的进程中,一直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通过一个可敬的模范社区和在此传统中奋斗的老兵的生平故事,可以详细记录许多卓越的为了正义的团结工作。从中,人们对他人和更伟大的自由之梦产生责任感;从中,民间艺术成为社会变化的叙事中心,并出现在关键的时刻。(1)查尔斯·科布(Charles Cobb)描述非裔社会活动分子(包括民俗学者)时便带有如此远大的理想,但这绝非偶然:将自己视为此传统中的一部分;参与者“完全地献身于‘赎回种族,为种族平反’——黑人种族也是人类种族;做出你的选择——这是直接创造文化与传统的承诺”。科布所指的是有着多少代传统的社区机构,这种组织力经受了对非裔的奴隶统治,仍在为正义而斗争。(2)在以能为社会带来有意义的变化而工作的前提下,如此突出的评价标准无疑会引起公众的辩论,也反映着不同的集体判断和深刻的意识形态分裂——但也归纳出民间审视“优秀”的标准。人们所讲述的彼此的故事,都包含着有意义的民间历史和分析价值。(3)一个社区所保留和分享的人物和生活故事,是评判这些人(包括公共民俗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那些有着重视如此叙事传统的地方;想到通过一本书记录下的庆祝场面。

  2005年,弗里曼组织了一系列活动纪念沃思·郎(Worth Long):“一位不平凡的人”,民权运动积极分子,文化和布鲁斯音乐史学者,物质文化的阐释者,全国各地节庆的组织者。(4)家人和朋友表达了对郎的敬意。沃思·郎常带着家人进行田野调查。他曾以阿肯色州的一位学生活动积极分子的身份,参与有关非裔美国人的自由斗争,参加静坐抵抗,在塞尔玛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协调员。他在塞尔玛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不停止地坚持承认自己就是“沃思·郎先生”。(5)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了他的组织力,促使他从事民俗田野工作。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倾听”和“让自己感到回到家”的工作,然后再努力去让田野中的人感到是与家人在一起,像他们尊重自己那样尊敬他们,并将此作为一个事业。他总是奔忙在路上,经常是在田野或是长途汽车上,很难被联系到。但是,你可以广而告之地说你在找他,而他,如伯尼斯·雷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所注意到的,“总是准备好在你需要他的时候出现”(1)。他总是在他需要在的地方,并“与此案有关”(2)。而别人则在澄清与此案的关系。

  《名人录》列举了若干社区的名称作为对沃思·郎的表述。大家珍重他在这方面的艺术才能和人格。人们描述他有“艺术天才”(伟大的技艺和成就,踏实的研究)、“极有意义的关系”(他有很多艺术家朋友,为别人敞开追梦的大门)、“远见”(向我们展示民间艺术是自由运动中的一份重要调料,和选举权或代数能力同样重要),以及“对目标的严肃”(不愿将任何事搞糟糕)。(3)大家的充满爱意的证言也是这项工作的基础,也确保这项工作的未来。这些正是需要珍重和坚信的“优秀”的表现符号。戴维斯、弗里曼和郎都以相似的言语描述所从事的伟大工作,这绝非偶然。

  如果社区发展政策关注严肃的文化持续性问题,就要记录那些有公共利益的民间文化投入和行为的真正结果。从沃思·郎的生平中,我们可以发现构建核心社会机体,扩大表达自由的一种模式。这需要关注那些体现郎的工作价值的重要表现符号:一代非裔美国民俗工作者;国家黑人艺术节;密西西比民间生活项目;关注民权运动的“圆圈会被打破吗?”的问题;广播历史;电影;展览;密西西比布鲁斯音乐遗产节(美国第一个由非裔机构拥有和组织的重大音乐节);路易斯安那东南地区文化节;布鲁斯复兴;南卡莱罗那遗产日庆祝与黑人格拉文化保护,以及他对史密森美国民间生活节的影响,还有像贝丝·豪斯(Bess Lomax Hawes)与国家艺术基金会,朱莉·戴斯(Julie Dash)的《尘土的女儿》等等现象。(4)最终,社区庆祝的是自己的沃思·郎,并讲述他的真名字和故事,十分恰当地注释了从一个激进的民俗视野所认识的“优秀”的内涵。(5)梳理口头传统,从中梳理出对有关人物的品格、名声和文化经历的各种说法,这些,通过重复,界定了民间的权力、权威和本真性概念,并填充出一幅完整的画面。例如,“他帮我开发了‘我的嗓音’,使我懂得了运用它的重要性”(6)。

  如此的社区评判标准,也可以成为评价其他公共民俗的有效方法。以1967年成立的“史密森民间文化和文化遗产中心”(CFCH)为例(见该中心的网站)。史密森民间生活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可能是在美国公共民俗中被记录最多的事项。有六本书或文集和无数文章都是关于这个节日的,还有数十本节日手册,专著和录音,以及几十个州或地区的衍生的节日项目。数百名民俗学者先后参与过筹划节目,受到培训,或以某种方式得到训练并得到中心的酬劳。如何历史化和分析这些节日与一般的展示活动,特别是史密森民间生活节,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不成比例的学术讨论话题。(1)批评者关注再现所产生的问题,报道的是想法与现实的差距,但是,他们的批评常常反映出分析的巨大差异和双重标准。例如,习惯性地坚持顺从民间体裁和草根声音;缺少对名额比例、时间深度和长期结果的注意;提供的背景材料不恰当或不完整;没能展示同情(表现出不信任,不良信念,或有限的参与)。

  我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非裔民俗学家的工作中所找出的事例,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用来理解CFCH的民间生活节的成果的框架。在此,我们看到一套评估有关公共利益民俗的“优秀”的方法:以实际所发生的来判断;依据那些在实际岗位注意到此工作的积极成果和受到影响的人;培养一种习惯;记录榜样性的工作的发展历程,同时,关心所涉及的社区的反馈。我们关注的是最高目的与长远目标在何地与如何才能实现,并得到恰当的评判。(2)就CFCH而言,重要的和有启发的工作包括我在此所提到的非裔散居民项目,以及伯尼斯·雷根和其他人的有导向性的努力:这些工作关心的是阶级与能力(亦即,职业民俗和劳工民俗,家庭民俗,以及老龄)问题;媒介与记录的开发与分配;(我在本节开始提到的有重要意义的)音乐与艺术的繁荣;个人的终身就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敞开的大门,向前的道路,也让我们回到沃思·郎的令人鼓舞的例子。为了未来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评估我们的庆祝活动,以便看出我们在成为什么样的人。

  开拓出有社区意义的“优秀”的多元形式,这是韦斯特曼所描述的那种没完成的革命。对此任务的关注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被普世主义遮蔽了双眼:是在自上而下的控制粉碎了社区的多种可能的选择之时。面对极端的不公正,某种“本真”是需要的,但不是那种被具体化或普世化的有问题的本真的概念——对后者的批评已经成为许多出版物的主题。我所描述的本真反映着民间的实用:它常常被感到是一个被分裂、在内部被压抑的自我的对立面,“相信(你的)内心声音”的思想,“在最深层了解到你到底是谁,这与你想要走进的世界所提供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3)在此,本真,以及衡量质量的分类工具,被置于“独特的”“派性的”和个人的背景下。(4)本真的民间形式在实践与存在进程中保持着至关重要的分量,藉此,我们开始理解在陪伴他人和面对严峻现实时,我们自己所具有的最佳的“优秀”品质。(1)

  这是一项为社区尽责任的工作。通常,社区的概念是被松散地使用的。我这里所用的“社区”是指相互友爱、自我聚合在一起的群体:以共同的理想组织在一起的人们,致力于为某个有生机的和可持续的地方再次注入生机。利德(Reid)和泰勒(Taylor)将此视为生活的基本条件、生活可适性(liveability)的社会基础,以及健康的身体-空间合一的前提。(2)罗宾·凯利(Robin D.G.Kelley)和约翰森·利尔(Jonathan Lear)描述了自由之梦和爱的核心重要性,以及构建这样的社区的创造力的实际来源。有时也用“同一感”和“团结性”这些概念的。托尼·邦伯拉描述的是一种责任感:“要不断排除任何伪装或任何存在于我和接纳我的社区之间的障碍”(3)。

  我们该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抓住、支持和保卫多元的本真?这一艰苦工作可能会产生一套有关可持续的身体-空间合一的有生机的理论,从中,多种艺术性的优秀(特别是民间艺术)成为文化健康和社区生机的标志符号(4);同时,也从中想象和构建出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和体系。(带着友爱关怀)支持从草根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多种形式的优秀,这在本质上是有着现实理由的创造性技艺。(5)在此,我们不是艺术家或社会活动分子的崇拜者;我们是在挖掘艺术,构建其应得的公正地位,因为我们必须如此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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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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