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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欣]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作者:袁先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02 | 点击数:674
 

摘要: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关键词:顾颉刚;古史辨;故事研究;民众;

作者简介:袁先欣,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顾颉刚以“古史辨”研究最负盛名。同时为学者们广泛注意到的是,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对民俗学的关注和开拓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通常的学术叙述中,“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这一“古史辨”的特殊视角,常被理解为顾颉刚的民俗学视野对其历史研究影响之下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回到顾颉刚阐发“古史辨”研究和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原初现场,重新梳理和探讨两者间的关系,力图揭出顾颉刚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法背后真正的原初动力。

  一、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缘起:“从故事到古史”还是“从古史到故事”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付梓前夕,顾颉刚借作序文的机会,对自己到此为止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脉络做了一个“总结账”。在这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里,顾颉刚自述自己“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深深得益于幼年及青年时期对于民间故事、戏曲、传说的关注,这种关注在胡适的历史演进研究法的刺激下,尤其是1920年读到胡适发表的《〈水浒传〉考证》年及同年另一篇考证井田的文章后,启发顾颉刚产生了“一种新的眼光”:“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许多事情,“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这种“故事的眼光和方法”是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说明,并促使顾颉刚在1920年代前半期开始了“古史辨”的工作。在将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经历“比拟传说中的古史”后,顾颉刚断言:“禹的故事”是“战国时最大的故事……许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为中心而联接起来了。后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话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极盛的唐虞之治”(《〈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8—70页)。在此,先以故事的眼光来看古史,以故事性来解释古史记载中不合理性之处,从而将古史分作史实与神话两端,构成了一个清晰可见的论证逻辑。而所谓用故事的眼光来看古史,“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答李玄伯先生》,第273页),因而顾颉刚关于禹之存在与否的讨论就能够跳出“信”与“驳”的怪圈,“因为它在事实上必不确,所以信它的是愚。因为它在民众的想象里确有这回事,所以驳它的也成了废话”(《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第215页)。以“故事”的方式搁置禹之真伪的问题,顾颉刚最终回答了刘掞藜和胡堇人对他的质疑,走出了“古史辨”派“疑古”的第一步。

  这个由顾颉刚自己建立的“从故事到古史”的叙述在后世影响颇大,无论在史学界还是民俗学界,都常常被用来说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念如何受到其民俗学兴趣及视野的启发,在此基础上,当代史学发掘出了顾颉刚史学方法中的“文本中心主义”,民俗学者则因自身学科在上古史辩论这一重大事件中发挥的推动力作用而备感自豪。与此同时,这一叙事的真实性却甚少有人质疑。这当然是因为这是顾颉刚本人的自叙状,除此而外并无更直接的材料可依凭。然而,若我们将《古史辨》的相关论辩以及同时期顾颉刚关于歌谣、戏曲、故事、民俗的研究观点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对比阅读,却会发现另一个“从古史到故事”的时间序列。顾颉刚虽于1923年即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但此一时期他着重阐发的并非史事的流变样貌,而是上古史的真伪考辨;其故事学研究的思路此时也未成熟。顾颉刚的这种侧重态度在1924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这变化不仅影响了顾氏此后继续讨论古史的态度和视角,还直接左右了他1924年、1925年“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1926年写作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几乎可说是一个后起的“追溯源流”的文本,里面已经包含了被遮蔽的“起源”故事。而重新讨论这一“起源”,则有助于我们理解顾颉刚古史和故事研究的真正动力。

  据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自述,他“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假设起自1922年4月至6月间替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经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1—52页)。然而,“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表述最早的公开露面,却在次年与钱玄同的通信中。因讨论《诗经》本来面目,顾颉刚在1923年2月25日致钱玄同信中首次剖白:“先生嘱我为《国学季刊》作文,我也久有这个意思。我想做的文字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第61页)两个月后,顾颉刚将此信加了一个按语,发表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按语中详细说明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意见:

  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但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皇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第59—60页)

  这一段话可说是顾颉刚本人对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最早、也最为完整的一个自我概括。其中虽未出现“以故事的眼光来考究古史”或类似的直接表述,但在“第三个”意思中,已经隐含了“故事的眼光”的要素。然而很明显,顾颉刚此时看重的却是前两个意思在方法上对古史辨伪工作上可能产生的效果。在此,顾颉刚首要的意见是,考明古史的关键不在“史迹的整理”,而是一件史事、一个人物在流传过程中如何经历变化。而所谓“看重”“传说的经历”,是指“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如此看来,顾颉刚所谓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首先是在最早史事与后期变迁进行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他已经预设好了“愈早的古史记载越近真实,愈晚出则离真相越远”这一时间序列与真伪光谱之间的对应关系。整个推论过程中,凭借早期文献中古史情状来否定后期文献,构成了最关键的一步。在推出最接近真相的禹是“下凡的天神”之后,顾颉刚又凭借“世间并无神祇”的现代理性,终于得出了作为人的禹不存在,禹从“九鼎上来”,“大约是蜥蜴之类”的虫的结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第54页)。

  然而,也许是意识到即便现存最早的古史记载依然离顾颉刚理想中的上古真相太远,在“第三个意思”中,顾颉刚又几乎完全推翻了找寻终极真实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试图从逻辑上补充和圆满前两个观点。但此时的顾颉刚也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如果第三个意思的逻辑扩展充分,它将从基础上完全颠覆前两个观点:如果“某一件事的真切的状况”是不可能被探知的,那么即便是“最早的状况”,也不能保证最接近“真切”。既然无法确定某一历史叙述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与后起的更多其他历史叙述,在价值图谱上也不能排出高低。如此一来,信史与伪史的问题就被取消:商代认禹做天神、周代认禹做人王,无法成为后世夏禹叙事为假作的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中,从一开始即已包含了两个不同却又互相勾连纠缠的方向:其一,是通过对比古今,力图辨别历史叙述中的真伪;其二,是注目于历史叙述在传播流变当中的差异变化。辨别真伪的过程当然必须通过对流传变化的重新审视,同时,对真伪的彻底追求,最终又将搁置寻找终极真相的可能性,历史研究只能退缩到观察流传变化这一层面。顾颉刚在此显示出的学术理路,实际上构成了他后来古史研究和故事研究的共同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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