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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伟]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追梦故事的明天
  作者:何承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25 | 点击数:829
 

  退休了,难免有点怀旧,但更多的是感恩和向往……

  1.《故事会》还有个曾用名

  1974年初,我走进了当时归属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故事会》编辑部。那时的《故事会》杂志,就像当年的社会风气一样,凡事前面都加了“革命”两个字,普普通通的同学,喊成了“革命的同学”,“样板戏”三个字评价已够高了,还硬要在前面加上“革命”两字,成了“革命样板戏”,自然,《故事会》也就变成了《革命故事会》。

  见多了,也麻木了。在我心目中始终是文革前的那本朴朴实实的《故事会》的样子。

  那年代实在是没什么文化产品,做任何杂志都能印上八万、十万册,我一看这数字,想想参与编辑的故事,竟然有这么多人在读,感觉好了很多。但细读里面的故事,总觉得提不起兴趣,总觉得和我从小听到的故事不一样。记得读小学时,我最盼的一件事,就是上体育课那天下雨。我不是不喜欢上体育课,我更喜欢听体育老师讲故事。他没有表演,平静的述说,硬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随意想像的天地,那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而如今面对这些充满革命口号的作品,如不是工作,也许我一页都不会去看。尤其是那些指导性的文章,更是让人看了真不知个所以然,比如:1976年第5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故事创作”;1976年第1期“怎样进一步发挥革命故事的战斗作用”,1976年第6期“努力反映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生活”……

  一个人从事着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很少说话,记得工宣队领导批评我“架子太大”,我自然解释不清架子大的原因。

  坐在办公室里情绪不高,所以很愿意朝外跑。第一次出差,是跟着老编辑顾伦到金山县山阳镇去组稿。

  那时交通不便,一路上又是换汽车,又是坐摆渡船,一早出发,到金山嘴渔村,已过了中午。就是这一次外出,我认识了故事家张道余,认识了热心故事创作的组织者胡林森。

  文革前张道余创作的故事《说嘴媒人》我看过,那语言之生动,情节之感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知道,文革中这个作品遭到批判,所以,尽管我内心因为这一作品敬重张道余,但当第一次见面时,只当作没有这回事,只字不提《说嘴媒人》四个字。

  山阳镇当年的群众文化工作搞得是相当出色的,我趁机调查《革命故事会》杂志的发行情况。

  张道余是文化站的站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他们的文化站就订了好多本《革命故事会》的杂志。

  但在介绍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发现文化站墙角边推着很多我们出版的杂志。如果说是当期的,还可理解没发出去,可是,更多的是前几期积压下来的。

  由此,我断定《革命故事会》并没有走到老百姓中间去,绝大部分是在政府文化机构的墙角边堆放着……

  我真不知道,这本杂志的明天在哪里。

  2.老局长带着我从文化的紧固圈中突围出去……

  转眼到了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文化的转变,必定有一个过程,而这种转变,往往最早是出现在群众自发的文化创作中。

  1978年的秋天,我从昆明坐火车去四川内江,那里要办一次全省性的故事讲演活动。记得那天下着大雨,火车到内江,已是后半夜三点钟。我一个人走出简陋的火车站,当地文化部门有一个人举着牌在等我。

  那时的内江城很破旧,路上连灯都没有,如没有人来接我,我肯定在车站坐到天亮再走。

  我走进招待所,打开门,见是一个套间,外间有两张小床,其中一张已睡了一个人。我问来接我的人:“他是谁?”

  “他是我们的文化局长。”

  “那他为什么不睡里间的大床?”

  “局长说,里间让给上海来的领导。”

  我当时虽然已当上了杂志社的负责人,但毕竟才是个二十多岁小伙子。看着文化局长睡在外间的一张小床上,我怎么好意思睡到里间的大床上去?

  我敷衍着接我的人,待他走后,我便在外间另一张小床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醒来,局长早就起身了,我一看原来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身板倒也硬朗,声音还很洪亮。两人一交流,原来老局长还为解放上海打过仗。

  我庆幸自己没有睡到里间的大床。

  也许正应如此,老局长喜欢上我,信任了我。他说:“你来这儿好好听我们的故事,四川人爱摆龙门阵,我对他们说,你们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只要好听,有意义就可以。”

  没想到,老局长的话如此接地气。更没想到的是,他不仅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还带着我在当时的文化的紧固圈中突围出去。

  走进讲故事的礼堂,足有二三百人,会场很简朴,也许是刚开过什么会,边上一条醒目的标语还挂在那里,上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个大字。

  不仅是因为四川话好听,有韵味,把我吸引住了,更重要的是四川人讲的故事的内容把我吸引住了。第一个故事竟然叫《捉鼠记》,讲一个捉鼠大王怎样逮老鼠的故事,细节之超常,语言之诙谐,讲得下面听众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第二个故事叫《心心咖啡店》,有点评话的味道,但在重庆故事员王正平的细细的解读下,听的人时而伸长脖子,想知故事的结果,时而开怀大笑,为故事中正气压倒邪气,大呼痛快。

  但我有点害怕:这些不讲时下阶级斗争的故事好发表吗?但一看会场边上挂着的那条“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标语,再看看在台下听故事的老局长释怀大笑的样子,我顿时心中有底了。

  从四川回来,我是从重庆坐船沿三峡顺水而下。两岸的景色很美,但我总觉得美不过我手中的这些故事作品。三四天后,当船迎着朝阳,驶出长江口转入黄浦江时,我已经把一期稿件编好了。

  这一次出差,除了兴奋,毫无倦意。我觉得,我儿时理想中的故事好像回来了;我似乎此时才真正感悟到学者的那句话:“故事不会消亡,故事将和人类的语言共存”的真正意义;我当然也忘不了带着我进行文化突围的老局长。

  问题是,四川之花能开遍全国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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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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