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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熙]清中期城市社会的差序格局
——以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丧葬礼俗实践为例
  作者:鞠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03 | 点击数:1340
 

摘  要:许多学者在理解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时,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视为“传统”社会的写照,现实情况与差序格局理论不相符,被视为“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本文通过分析清中期北京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中记载的葬礼活动,发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模式只是大体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人际交往的核心层不完全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决定,市民通过拟亲属称谓构建自己的直系亲属层。而同心圆的格局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身份分层与经济地位分层所打破,变成锯齿状模式,这与学者们在现代社会中观察到的现象非常近似。同时,葬礼也是社会关系动态重组的重要时机。这提醒我们,描述中国社会的当代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传统”“现代”与“城市化”等系列概念的内涵,以往我们认为属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可能只是“传统”本身从乡土到城市的变化。

关键词:城市社会;差序格局;旗人日记;丧葬礼俗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以来北京民间信仰与城市空间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J020)


一、“传统”中国=“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近些年来,学者们大量使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社会从“传统”到“当下”的转型,即乡土中国的现代变迁问题。这种变迁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就业者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例如张继焦在研究迁移者的城市就业后发现,差序格局仅能描述迁移者的初级社会网络,而现代化城市要求他们建立新的关系[1]。二是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差序格局亦已逐步瓦解,如杨善华指出的,利益原则改变了原有差序格局的维度[2]。秦红增发现,随着农村社会的市场化,乡村社会已不再是纯粹的差序格局,而产生出团体格局的性质,它不是对原有差序格局的打破,而是村民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式[3]。最具代表性的是,董磊明认为,以礼金的变迁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在今日之中国,原有的乡土格局已经被打乱。差序格局中的“差”不再完全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同一圈层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序”不再简单地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伦理纲常弱化。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4]。

  不难看出,上述学者大多认为,差序格局描述的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特征,凡是与其描述不相符合的地方,都被理解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变迁。对此,翟学伟已经指出,差序格局理论是一种隐喻而不是逻辑实证,因此具有动态性,“希望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实在是一种贬低或误解”[5]。除此之外,这样的对比还可能存在以下两种风险:

  首先,差序格局理论是“类型比较法”的产物[6],是理论模型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实证个案。即使在同质性较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实际的具体情况也会有比理论模型复杂的地方。但当代学者们与之相对比的,往往是个案研究的结果。两相对比之下,个案偏离于理论模型之处,不一定是时代所造成的变迁与发展,极有可能是个案本身的复杂性所致。

  其次,将差序格局所描述的乡土中国视为“传统”的一方,将当下的调查对象视为“现代”的一方,潜在的逻辑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分野”(great division)。但事实上,很多研究现代性的学者指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突然出现的鸿沟[7]。正如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所提出的,我们认为属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同样存在,而技术时代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间社会的“传统”色彩[8]。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本文在使用“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时,均加双引号,表示目前一般所认为的属于“传统”或“现代”范畴内的社会形态,其实际内涵必须加以商榷。

  总之,现实情况与差序格局理论不相符之处,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要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必须基于过去和现在两种实证个案的对比,而不是将过去一方简单地用差序格局理论来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以个案的方式,具体而微地研究一般认为的“传统”社会,其实际的人际关系究竟呈现何种细节,与差序格局理论相比有哪些复杂性,对于研究“现代变迁”问题就有着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更重要的是,差序格局所描述的,主要是农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乡土中国,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农村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城市社会在本质上仍然是“乡土性”的,因此差序格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城市中的社会结构。但明清以后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中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决定了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上一定有不同的特征,如果不了解此种“非乡土性”的城市特征,就很容易对现代社会的形态结构产生误判,例如:将“传统”城市中已经存在的,由人群聚集和商品经济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模式,视为现代社会新出现的特征;或是将当代乡村的在地城市化进程,理解为“传统”社会的“崩坏”。这两种常见的误解都是由于误读了“传统”,从而也形成了对“现代”的误解。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差序格局”为理论工具,探讨“传统”城市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以期为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变迁道路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本文选择清中期旗人日记《闲窗录梦》为主要资料来源,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时过境迁,现在对“传统”城市进行田野调查已经不可能,我们只能依靠历史文献的记载去部分复原当时的社会形态。而日记作为一种极为私人化的资料,以个人为中心记录了主人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个案化地了解当时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与其他的日记不同,《闲窗录梦》的作者属于社会中下层,日记中基本都是私人生活,尤其是私人交往的记录,能反映出当时平民生活的一般情况。而与之相比,《越缦堂日记》或《翁文恭公日记》这类上层文人日记,大量记录的是国家政治、仕途生涯或学问笔记,平民生活的痕迹反而不多。尤其宝贵的是,《闲窗录梦》中记载诞生、寿诞、丧葬等人生礼仪尤为详细,不惜笔墨逐条记录人情来往的礼金、礼物与礼数,这为我们了解清代中期北京内城普通旗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二、《闲窗录梦》中的人际关系模式

  《闲窗录梦》是清道光初年内城旗人的满文日记手稿,原藏于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箕面分馆,现存五卷,为手稿残本。据译者的研究,作者穆齐贤,出生于嘉庆六年十二月初八,为镶蓝旗满洲另档旗人,内务府包衣,于道光二年惇亲王绵恺、瑞亲王绵忻分府时,分到惇亲王府。因为汉文功底深厚且精通满文,得食六品管领俸饷。但他在惇王府并不如意,屡受牵连,故其于道光九年在历代帝王庙赁屋开馆,很少再进王府当差。道光十五年被降为八品银匠首领,十八年六月,曾被惇亲王囚禁于王府,其妻赴都察院程控,后奉旨得以放出。是年秋,出旗为民,入籍顺天府,以课徒为生。[9]他家境贫寒,命运坎坷,早年父兄辞世,寡母孤姊及两个外甥依附自己生活,后连得两子却均幼年夭折。其日记中所记生活窘迫、丧子之痛等处,读来令人落泪。

  目前翻译出版的《闲窗录梦》记载了大约三年间的事情。第一卷记事自道光八年元旦至七月二十九日,第二卷自道光九年元旦至六月三十日,第三卷自道光九年七月初一日至除夕,第四卷自道光十年元旦至五月三十日,第五卷自道光十五年元旦至六月二十七日。日记中,除了王府工作和课徒琐事外,绝大多数内容是穆齐贤每日与人来往、饮宴、会谈、游玩的流水账。如遇有生日、祝寿、诞生、丧葬等节,更是不厌其烦地细致罗列人情往来账目,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北京中下层旗人的人际关系及其活动留下了宝贵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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