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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缪斯”与“东朗”: 文学后面的文学
  作者:徐新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5 | 点击数:1121
 
摘  要:文学人类学关注文学的人类性与人类学的文学性。从文学人类学角度重释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要关注的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缪斯是西方传统中由希腊神话传承至今的文艺女神,东朗是存活于中国西南苗族村寨的民间歌师。二者都与“文学”有关,但彼此的身份和命运却又相差甚远,缪斯通过历史过程中的不断变形流传久远,东朗却正在外部世界的围堵中身处濒危。缪斯与东朗代表了人类生命的“内传承”,因有它才使人成人,使人成为有想象、能神思、会创作的文化生物。人类的文学性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也即文学后面的文学,是人类生命的“内传承”而不是其他决定了文学的产生和传承。
 
关键词:缪斯;东朗;文学人类学;内传承;比较文学;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项目编号:13&ZD1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引言
 
  本文讨论西学东渐后作为翻译术语的“文学”,也就是Literature对多民族中国的多重影响。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来说,“文学”所指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可以达成共识的“文学”?现有的文学观念能否成为跨文化的通约?
 
  为此可以对照两组事例,一是在西方传统中由希腊神话传承至今的文艺女神“缪斯”(Muses);另一是存活于中国西南苗族村寨的民间歌师“东朗”(Dongb Langf)。在能施歌艺及通神悦人的意义上,二者都与“文学”有关,但彼此的身份和命运却又相差甚远。前者是荷马颂唱的神灵,后者是颂唱神灵的荷马。缪斯通过历史过程中的不断变形流传久远,东朗却正在外部世界的围堵中身处濒危。如今,若将她/他们放置到中美、中西直至全球化的大结构中,进行多重的跨界考察,或许能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对话有所助益。
 
  1983年8月,首届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时,钱钟书说中美的双边比较有双重目的:既比较“文学”也比较“比较文学学者”。他预言这种双边和双重的比较将是长期的,范围会一次比一次广,理想也会一次比一次更接近。[1]
 
  自那以后,中间虽有意外间断,但迄今已举办六届的双边讨论不仅在地点上保持了横跨太平洋两岸的交错对等、在对话上延续着以求同存异为前提的和而不同,在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尤其是对中方而言——也产生了值得总结的重要影响。
 
  在中美双边的讨论平台上,尽管隔绝已久并且场地、时间、人员及话题都十分有限,学者们热烈地投入到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研究的比较之中,平等对话,互为他者,提出并试图回答一系列比较文学的跨文化问题。[2]不过中美双边的比较文学对话只是一个案例和范本,同时期的类似研讨还有很多。这些交流活动彼此呼应,打破“冷战”与“文革”造成的封闭僵局,构成了现代中国再度开放的互动局面。
 
  文学是否已死?
 
  不过,既然分了双边,形式又是对话,差异和论争就在所难免。在若干有意思的论争当中,对于中国一方来说,我认为值得回应的议题一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一是厄尔·迈纳主张的“比较诗学”。
 
  希利斯·米勒(J.S.Miller)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华频繁、影响显著的美国学者之一,担任过2001年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顾问。1997年4月,米勒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发表以《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为题的演讲,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1995年的《伯恩海默报告》提出“文学”一词不再适用于文学研究为例,宣告文学研究旧范式的丧钟敲响、比较文学原则的巨变和“新比较文学”时代的到来。[3]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反对文字文本中心和倡导“多元文化主义”。2001年,米勒借着著作汉译的方式再次出现在北京。在《文学评论》刊登的文章里,他更进一步,假以德里达笔下人物之口宣称,在电子技术的王国里,文学时代已经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也随之过去。[4]
 
  米勒的言论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一场波澜。关注者们围绕文学是否真的消亡展开激烈争论。[5]但被多数人忽略的一个重点是,米勒所说的文学有特定指向,主要指因印刷术而出现的书籍时代的叙事作品,尤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及其曾经关联的广泛阅读。作为对语言进行表演性使用的类型,小说以文字为中心,以阅读为基础,先通过作者对语言的娴熟运用营造出美妙的虚幻世界——用米勒的原话说,便是“作者特意而且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独具魅力以诱发读者的兴趣和痴迷”[6];继而在作者通过文字营造后,再经由读者各自的书面阅读,进入可称为“虚拟现实”的幻想世界,去发现和挖掘,继而实现对真实世界的某种超越。[7]在稍后引进汉语学界的《文学死了吗》一书里,出于对文字媒介的强调,米勒还特别指出,“西方文学属于印刷书籍以及其他印刷形式(如报纸、杂志、各种报刊)”[8],甚至认为“没有广泛的识字率,就没有(西方的)文学”。[9]
 
  可见,米勒言说引出的挑战与其说与世界各地的文学存亡密切关联,不如说更涉及话语层面对“文学”词义的不同注解。诚如米勒自己坦言的那样,其阐述的起点和归宿其实仍以西方为中心,依然系于由古希腊相沿的缪斯传统。[10]在这传统中,随着历史变化,不但奥林匹斯的缪斯已从神山下凡,变形为世俗社会靠印刷文本传播情感故事的作家、诗人,而且以往西方文学谱系中被歌德等重申过的抒情、叙事与行动“三位一体”分类也让位于叙事独霸的格局,[11]以至于形成重文字轻口语、重故事轻言情的取向,从而使叙事体的小说成为文学代表,作家变为缪斯化身。正因如此,如今受电子媒介冲击引起的小说危机,才被理所当然地表述为文学消亡之象征。
 
  归根溯源,需要深究的问题核心在于,西学谱系中的Literature的究竟在何种意义成立?从词语属性看,该词本身即属于没有实际对应物的抽象名词,是学者们试图以集合与关联方式对从诗歌到小说等特定现象的总称。在这一抽象总名里,被分别囊括其中的,包括了Myth(神话)、Epic(史诗)、Drama(戏剧)、Folklore(民谣)……等一个庞大的相关体系。在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里,文学被视为有“虚构性”(fun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和“想象性”(imagination)三大共同特征的体系,是一门语言的艺术。[12]若绘成图示显示的话,大致如下:
 
  在此意义上,西方学者在学术史的不同阶段一次又一次惊呼的“文学死了”,其实只是作为抽象总称的“文学”名词暂时休克或其内部某种类型的消亡;与此同时,其又能借新的语境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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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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