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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饮酒作为山地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
——以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村寨为例
  作者:周大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07 | 点击数:1438
 

摘要:饮酒始终贯穿在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对酒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的社会文化这一问题,以三个典型的民族村寨为田野调查个案进行了考察与分析。酒的分类突出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饮酒是当地过渡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同时也是一种彰显权力的工具。

关键词:酒;日常生活;过渡仪式;权力


  人类学家离不开做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饮酒经历;因此谈田野调查的经历时,喝酒往往是不可缺少的话题。有人开玩笑说,不会喝酒,就做不好田野调查。我也经常问:酒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为什么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与酒有着切不断的联系?为什么酒会成为各种文化中难以忽略的内容?

  饮酒对中国人的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酒业产值占中国食品工业总产值的近50%,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的酒消费分别为9。39公斤和7。67公斤;2015年1-12月全国白酒折65度商品量为1312。80千万升。酒税亦成为财政收入重要的部分。

  饮酒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生活实践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方面,少数民族饮酒被当作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酒文化”;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的饮酒也被界定为“贻误生产,生活的恶习”。虽然现今存在着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他们的嗜酒之风的印象,但有研究表明,南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量饮酒实际上却是最近20年来的事情。饮酒数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食物的丰富,膳食结构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把饮酒归结为“中国人健康不安全的主要表现之一”。

一、酒、文化与权力:关于饮酒的人类学研究

  西方针对酒精本身的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还没有系统地发展起来,20世纪中期,在美国的柏鲁文医院流行病学研究项目和耶鲁应用医学试验室的一系列关于酒精的试验基础上形成了所谓“酒精学”。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的早期,一些人类学的跨文化资料和档案被运用到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而真正意义上饮酒的人类学研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

  通常饮食也被视为一种对权力的直接表达,这是因为在饮食中会涉及到社会阶级、社会结构和身份等。饮食可以用来构建人与人的关系,在食物的交换、分配、赠与和接受过程中,权力便产生出来。例如梅吉斯(Anna Meigs)在新几内亚的研究中揭示了食物在男性和女性中的交换带来的社会性别平衡和顺从关系。在饮酒研究的例子中,饮酒能够标识认同关系,并确立区分内外关系的边界,玛尔斯(G Mars)对海岸居民饮酒模式的研究揭示出了饮酒与群体意识及社会身份的复杂关系。诺格克维(N Ngokwey)的研究则反映了一个扎伊尔村庄的人们是如何通过给不同社会组群分派棕榈酒来建构其社区意识的。索顿(Mary Anna Thornton)的研究详细地记述了在一个奥地利村庄中,人们如何通过饮酒来表达社会关系的。上述研究都把饮酒与一种“身份权力”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喝酒表达了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以及个人身份。在他们的讨论中权力并不是突出的问题,相反重点是放在了社会组织和饮酒实践的关系上。

  需要提及的是,在对中国的相关讨论中,权力和食物的关系更多被表述为“现代化”或“全球化”的过程。还有一类研究注重把上述三种饮食和权力的关系结合起来讨论,例如西敏司在对蔗糖的研究中就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全球资本主义力量以及文化的象征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论述权力问题。西敏司最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他的权力讨论强调了全球化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具有权力效果的。

二、田野点描述: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村寨

  本文以海南岛黎族的福关村、广西凌云瑶族金宝村、湖南通道侗族上岩村等三个山地民族村寨为例,来探讨饮酒是如何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

  (一)海南岛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关黎族村寨

  福关村是一个黎族社区,行政上属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关行政村。福关村距离五指山市大约三到五公里,村民经常会往返于村落和城市之间。全村居民240户,总人口998人,根据2002年的材料,其中男性535人,女性463人,男性高出女性72人,性别比例为1。16:1。福关村境内多山,平均海拔320米以上,当地气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2。4摄氏度。年降雨1800-2000mm之间。

  福关村在19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以及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中都曾作为调查点。福关黎族属于黎族中的“杞黎”,在语言上属杞方言区,从历史上看,杞黎主要分布在琼中地区,根据梁钊韬先生50年代中期的研究来看,当时的福关黎族应该属于他所归纳的种族变化最复杂的地区。梁先生概括该地区的主要文化特征包括:合亩制度、船形房、山栏耕作、“放寮”、纹面、短桶裙、“禁母”和杀牛等等。

  在福关村所在的五指山地区,黎族的“合亩”组织曾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新中国建立初期,福关村的44户家庭、共174人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合亩”组织。福关村主要由11个家族组织(合亩组织)构成,村中的很多家族事务主要靠各大家族自己管理。1957年前后,实行人民公社后,村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发展经济生产,“合亩”消失。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一些同族的兄弟们又联合在一起,组成生产小组,经营方式类似“合亩”,但仅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便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形式,只是同族内部帮工互助的现象仍十分常见。家族的地位和影响相应地被局限在了家族成员的红白喜事、内部纷争、互帮互助等纯家族内部的有限事务上。

  支撑着福关村的经济模式仍然是农业经济。农业中又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为辅,其中橡胶的种植是福关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2002年福关村全村实有耕地面积694。7亩,其中包括水田362。7亩,旱田46亩,旱地286亩。全村人均只有三分,地少的直接原因一是人口增加,二是90年代中期的一次征地纠纷。大部分农户以农业为基础,有的农户还兼营运输业、商饮业和家庭作坊,这些经济模式都成为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有机组成部分。最近以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直接导致了农村青年人亦工亦农现象的逐渐增加。当地年轻女性基本都长年外出打工,相对年轻男性留守于村中的时间要长些。

  (二)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上岩村

  上岩坪寨,属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位于湖南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的交界处。独坡乡辖区内置独坡、木瓜、骆团、虾团、金坑、地坪、上岩、孟冲八个小区,俗称“独坡八寨”。独坡乡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农、林、养殖是支持农业生产的支柱产业。独坡乡是通道县重要的林业基地,历史上就林海茫茫,古树参天,尤其盛产杉树,素有杉乡的美称。虽然后有大跃进等运动的破坏,但之后经过了长期的休养生息,据2003年第二次土地详细调查表明,独坡八寨土地面积总额共22。9万余亩,其中林业面积18。49万余亩,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81%,森林覆盖率达到72。3%。

  我们的田野点上岩寨为独坡八寨之头村,与广西三江干冲侗寨仅一山之隔,系渠水支流最源头,包括美冲、大江等自然村。全寨共有651户人家,2760多人。总土地面积34570。5亩,折合23。05平方公里。分为上岩和平寨两个行政村,上岩管辖10个生产组,平寨管辖9个生产组。

  上岩坪寨地处云贵高原东缘向南岭山脉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四面环山,一条河流穿过寨子。唯有河边的地势较为平坦,其余皆为坡道。

  当地人都为侗族,只有极少数嫁来本地的外地汉族,被称呼成为“假”。由于位于偏远落后的山区,与外界联系较少,当地的侗族传统文化习俗保持得非常完整。大多数村民依然居住在传统的侗族建筑———干栏式木房中,这种木头房屋不使用一钉一铆和其它铁件,皆以质地耐力的杉木凿榫衔接。村里还有一座风雨桥,六个鼓楼(岩兰楼、外兰楼、里兰楼、平楼、大坪楼、全档楼)和一个凉亭。走在寨子里,随处可以看见身穿传统侗族服装的老年妇女在劳作、在聊天,每家每户更是有制作侗衣的大染缸。男人们聊着侗话抽着烟,在鼓楼里乘凉。

  (三)广西凌云县泗城镇金保瑶族村

  金保村地处广西凌云县泗城镇西北,东与旦村接壤,南邻揽沙村,西面与凌云县力洪瑶族乡的东兰村相接,北边是平林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文革时,与揽沙村合称作“红星大队”“揽金大队”。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时,两村分开。现在金保村有金保、九旦、九孔三个自然村,分了13个小组,共201户,1113人。当地的经济产业主要是农业和林业,土地总面积45813亩,其中耕地面积1367亩,八角林5000亩,杉木林3500亩,油茶300亩,油桐200亩,所处山地的最高海拔达1476米,林业比较发达,八角林尤为繁盛,所以当地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八角。人口以蓝靛瑶居多,另还有些背陇瑶。

  金保寨(或金宝屯)便是我们此次实习的调查点,它是金保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原来叫做“郭外”。这里的气候适宜,年平均温度一般都维持在20度左右,光照和雨水充足,所以山坡上种满八角林、杉木等林木,村民“靠山吃山”,这些树木成为该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一条小溪从山顶倾泻而下,形成了贯穿金宝的唯一一条河流,养育着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围绕着这条河流的金保河谷地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金保寨60多户、300多口人家就簇拥在这么一个狭窄、短促的谷地里,木楼、吊脚木楼、砖瓦楼、钢筋水泥楼、茅屋从谷地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把整个金保河谷挤得满满的。寨子里住的基本上都是蓝靛瑶,并划分为4个生产小组。这里的民风淳朴,民族特色保持得还比较完好,近年来,在金保村民的勤劳奋斗、团结一致下,金保寨正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

三、融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酒:酒的社会文化属性

  调查中发现,酒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除了日常饮酒外,亲友聚会、婚丧节日、建房帮工都少不了饮酒。首先关注的是村民饮酒的消费量。以福关村为例,村里的三类酒精被消费的数量在日常条件下为一个成年男性每次一斤半左右。村里酒的消耗量十分大,除去日常饮之外,加上招待客人或是去走亲访友,还有各种婚丧之类的活动中的饮酒,村人自己估计平均每月各种情况下去喝酒少则10次左右,多则可以到20次以上,这样的情况下总数很难确定。不过估计每月平均要超过30斤,多则100斤。从性别和年龄的因素来看,就女性而言,福关村里的妇女被认为并不比男性喝酒的能力弱。但是女性平常都不饮酒,只是在走亲访友,招待客人,以及各种仪式场合、节日场景时才会饮酒。饮酒数量的多少要根据个人和特定的场合,还有就是女性在坐月子时会喝山栏酒作为保健品。男孩子在15岁以前很少饮酒,村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学生不让喝酒”,读书期间的小孩能够喝到的酒不多。老年男性饮酒的数量其实并不比年轻人少,6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喝半斤左右的比较常见。但70岁以上的老人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饮酒的数量会减少。大致上福关村里20-60岁之间的男性是酒精类饮品消费的最主要人群。

  (一)日常饮酒与酒的分类:黎族福关村个案

  就日常饮酒的种类而言,在福关这个黎族社区里,人们日常饮用的酒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类:山栏糯米酒、普通粮食酒和商业酒。从分类标准的角度来说,表面上可以根据“自制”和“他制”的原则来区分,也就是说前两类酒精饮料并不单纯作为“商品”而存在。但是实际的情况要更为复杂,下图可以简单地说明三类酒精饮品的属性,其中山栏糯米(山栏酒)酒是最接近于一种纯粹家酿的酒精饮品,而用普通稻米酿制的粮食酒并不全都采用家酿的形式,很多村民也是通过购买来获得。但是这类酒精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自己所生产的。而作为商品的瓶装酒、散装酒则完全是通过购买获得,其中散装酒和瓶装酒的种类除了白酒类的酒精饮品外还包括葡萄酒和啤酒。只是后两者在福关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被饮用,特别是葡萄酒。

图1酒的分类

  这里区分的根据一定程度上也来自村民自己的分类:从当地黎话中,biang的意思就是酒,传统意义上它主要是指山栏糯米酒,而普通粮食酒则被称为“将jiang”(也有酒的意思,但最直接的“酒”这个词其实还是biang),作为纯粹商品的瓶装酒/散装酒当地人通常把这类酒也叫做“将”,有时本地人更直接用汉语把这类酒就叫做“酒(jiu)”。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的福关村这种区分并不绝对,山栏糯米(山栏酒)和普通粮食酒同样可以作为商品被生产和出售,特别是普通粮食酒。普通粮食酒的消费量在三种酒精中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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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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