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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滥觞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关键词：民族志；参与观察；本体论承诺；教育理论
作者简介：提姆·英格尔德，英国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主任；窦雪莹，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类学的民族志在说什么
在人类学的学科范围内，随处可见“民族志”的字眼，其滥觞之起源已很难追溯，其原因必定是复杂的，甚至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学科来考据这一话题。而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关注的问题则是前瞻性的，而非后顾性的。因为我认为，“民族志”的滥觞对人类学百害而无一利，这使得人类学落后于同时代其它发展中的学科，并在人类学应当关照到的领域造成了缺位。这种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我将毫无保留地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进行一边倒的论证。我认为，辩证论述和学者式的晦涩已经足够，同时，那种将人类学转变为对其工作方法的研究只宏伟构想也是时候该停止了。一个顾影自怜、自说自话的学科是没有未来的。如果继续这样做，则无异于自毁前程，与学科的核心渐行渐远。
我这么做不是要否定民族志，不是要将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意识中抹除掉，尤其考虑到民族志有其自在的意义，以及践行它的那些学科的需求。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回答那些好意问询我们民族志为何的考虑，故而我要将民族志的定义窄化，使得回答更明确、更有说服力。唯有这样，才能阻止民族志一词继续滥觞，反之建立于其上的大厦将崩塌。民族志的滥用不止见于人类学界，我相信不少人类学同仁们都有共鸣：民族志见诸于太多社会科学的版面，甚至成为这些学科的常用语。有多少来自社会学、公共政策、社会心理和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计划大言不惭地规划将开展“民族志访谈”，而见诸于实际研究中的不过是几个随机选择的报道人，一串交由软件处理的数据，这些都被申请人称为“研究结果”。
这样的研究过程所呈现的民族志不过是质性研究的时髦代名词，与真正的、严苛的人类学学科训练相去甚远，后者包括长时间、包含多种可能性的承诺、毫无保留的专注、具有关系式框架的深度，以及对具体语境的敏感度，我们应当捍卫这些特质。同样，当有人评议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盲目地用实证的方法论衡量民族志，并要求我们明确定义比如访谈人数、访谈时长，以及选择报道人的标准时，我们也应当抵抗。如此标准下人类学，其研究价值寥寥无几。
然而，如果我们无法用中肯的、智识上站得住脚的语言解释何为民族志，那么我们的抵抗也将毫无分量。仅凭人类学的研究基于民族志的这一解释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学的工作方式就是做民族志。只借用民族志的光环却不加以解释，那么学人类学学科之外的人将很难理解民族志。很多学习人类学的人都认为这个学科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本可以发声的领域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如果我们依旧不能回答民族志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仍将处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境地。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需要民族志这一关键词来凸现我们的学科，并表明这一学科所做的突出贡献时，我们更加需要明确民族志的定义。在大厦将倾之际夯实我们的根基是形式所迫，也是学科建构所需。
何为民族志
想象一下几个“民族志的”限定词通常出现的语境：民族志遭遇、民族志田野、民族志方法、民族志知识，还有民族志专著、民族志电影。至今还发展出了民族志理论！还有缔造这一切的民族志工作者。那些将这一层面作为鉴别民族志的主要维度的民族志工作者其实只关注了表面，即民族志主义。而那些在民族志中体现自反性或用自己的经历书写民族志的人呢？如果你是一位民族志写作者，那么这种写作被称作自传式民族志。还有一些人从事着博物馆管理的工作，从世界各地收集东西，这叫做博物馆民族志。然而奇诡的是，这些分类从未出现在学术界中。在学生时代跟随学界前辈接受学术训练时，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要做民族志。同样，据我所知的人类学同事中也无人在教室中教授学生民族志训练。在讲座、工作坊、会议等众多学术场合中，以学术作为志业的人类学家们谈论很多关于民族志的议题，但从没有人说他们在做民族志。这样看来，民族志一直发生在别处。
之后我们会继续讨论以上的异化现象。首先，让我们先关注一下什么是民族志。字面意义上，它指的是进行有关人的书写。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常常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引经据典，唯字典中的定义是瞻，但在其他人的字典中，民族志指的是：“对于人们和种族的习俗、惯习以及彼此间的差异的科学性描述。”1当然，在我们看来这种定义无疑会过时。要矫正这一定义，我们会首先移除所有对种族的引用；除此之外，我们坚信在定义罗列的习惯和习俗之外，还有很多需要描述的方面。在充实描述之后，还需要给予其中参与历史的人以能动性。在这些描述中感知到的是我们称之为科学性。尽管民族志的描述对我们来说，或许更像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但是这样说还不够精确，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如人们所说的，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的民族志写作者如同17世纪的荷兰画家，都是在创作“描述性的艺术”（Alpers 1983），但是在线条的勾勒和着色的精巧之上，文字内容是重中之重。因而我们还应警示这一套来自现代作品的评判标准。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相关讨论均被冠以“阐释的危机”之名。的确，争论的问题大多是关于谁有权描述、建立在何种标准上的描述更加符合事实且更具权威性、在何种程度上作者的在场可以体现在行文中，以及怎样书写才能达到全文的一致。我无意延续这些争论，因为我的关注点在于什么不是民族志的。一部梳理某人生活和时间的专著可以被称为民族志，有着同样对象的影像记录也适用于这一概念。我不认为那些和他者的遭遇、遭遇发生的田野地、进行田野的方法或者从中获得的知识符合这一概念。的确，把遭遇、田野、方法和知识归类为民族志是有所裨益的，但这一裨益仍是建立在误导之上的。自传式民族志没有他人只有作为描述对象的自己，博物馆民族志展览各种物品，更是一种矛盾修饰法。至于民族志理论，我的观点是，它会让扰乱人类学的发展。
遭遇世界
首先从民族志中的遭遇说起。民族志中的遭遇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他者，和他们交谈，向他们提问题，听他们讲故事，看他们做事。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并足以胜任时，我们加入这些人的日常活动中。这没什么特别或者值得夸耀的：毕竟，人和人打交道不过就是以上这些。那么，是什么将民族志中的遭遇和其它区别开来。想象你现在身处田野（或者类似的地方）。你告诉人们你是来向他们学习的。你所期望的大概是他们能向你传授一些实用技巧，或者向你解释下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你十分努力地记下所看到、所听说的一切。为避免忘记，一有机会你就把这些记到田野笔记中去。在整个过程中，是什么让你和他者的遭遇有了民族志的倾向？是向他人学习的热情，是繁重的记忆工作，亦或者是一连串的笔记记录？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所谓的“民族志主义”不是这些遭遇所固有的；民族志更多的是回忆遭遇中的习得、记忆和对笔记的甄选。民族志的最终目的是记录性的，记录那些从报道人处启封的人和事。也正是民族志将你的经验、你的记忆以及你的笔记转化为有形之物——有时候汇集成近似科学的“数据”——并抱着当中某些数据可以为某个项目所用的念想。田野中可能透露民族志中信息的风险以及在这风险之上的道德困境广为人知，也饱受针砭。人类学家从未忽视这些，这也不是问题所在。真正值得商榷之处是人类学家把田野遭遇后的感触置于田野材料之前。Johannes Fabian(1983:37)同样提到了这种混乱，称其为“人类学精神分裂的苗头”。事实上，将遭遇当作民族志不过是开个头——看看一段即将开始的关系中会发生什么——记录过往中转而即逝的场景。就像是已转身走开，但仍在和人面对面交谈。在遭遇的同时，之前发生的就已然在身后不可追。这的确是具有两面性啊！
假以时间，这些遭遇就整合成为我们认知中的田野。所以，如同对民族志化的遭遇一样，我对于民族志化的田野也持反对态度。民族志主义非遭遇固有的，也非田野所得。在人类学领域中民族志和田野的融合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其出现之频繁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质疑其合理性，但这其中漏洞百出。我们都知道，当切身实地地处在田野中，纠缠在日常琐事中，我们很难感受到田野——唯有走出来后，提笔写作之时才能感受到田野的存在。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种经历对民族志同样适用。为了达到一致性，或许我们需要将民族志和田野从民族志化的田野框架下释放出来，用我们尝试性的工作——参与式观察来代替。如Jenny Hockey和Martin Forsey(2012)所言，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绝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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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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