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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略论故事形态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李扬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21 | 点击数:506
 

作者介绍:李扬(1962—),男,汉族,四川自贡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香港大学哲学博士


      运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李扬著,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初版于20年前。那时国内对于普罗普的故事形态理论,虽然在民间文学界已经有了刘魁立、刘守华、叶舒宪,文论界与外国文学界有袁可嘉、张隆溪等人的译介,但尚不成系统,人们对这一理论及其意义还未能充分了解认识,加上此书的印数少,出版后几年内,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和反响,正如施爱东在总结30年故事学研究成果时所说:“李扬是最早使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对中国故事展开研究的学者……可惜该书出版的时候,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尚未全文汉译,多数学者对故事形态学还在一知半解的阶段,因而无法正确评判与理解李扬的工作,导致该书未能在恰当的时期发挥最大的效益。”

      数年后,此书才开始在学界渐现反响。最早公开提及这一故事形态研究的,大概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先生。在《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张炯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一书中,对于民间文学建国以来搜集、研究的成就综述,是由刘锡诚先生执笔,在文末他提到:“国际上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形态研究,近年来已引进了我国的学坛。李扬的《中国当代民间故事的功能研究》一文,就是依据前苏联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创立的故事形态理论,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的‘功能’的尝试之作。”紧接着,在2000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的刘守华教授发表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民间故事学》一文,在这篇评述总结故事学研究进展的重要文章中,刘守华先生注意到此项成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指出:“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不仅是世界故事学中的力作,还被西方学界推崇为结构主义方法的奠基石。此书中文全译本至今尚未问世。青年学人李扬借用它以功能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选取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对它的叙事形态作常识性的剖析……他的尝试却表明,故事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在进行比较时是可以借用而获得有益结论的。”刘守华先生是国内故事学领域首屈一指的权威学者,其评论影响自不待言。此后,刘先生不仅在多部著作、多篇论文中提及此书,介绍普罗普的相关理论,自己亦身体力行,在《神奇母题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运用普罗普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神奇幻想故事的母题与原始习俗、信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果说,李扬、李福清、许子东成功运用《故事形态学》的理论资源,分析了我国的民间故事、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文革’故事的叙事结构的话,那么,刘守华是运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的理论资源,透彻地分析了我国民间故事的历史根源,填补了研究我国民间故事的空白。刘守华对普罗普理论的运用,是建立在对其理论的见识的研究之上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刘守华的专著《比较故事学论考》中就有专门介绍普罗普理论的章节”。刘守华先生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敏锐的学术见识,在向国内学界推介普罗普故事形态理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岁末,当时还在荆州师范学院任教的孙正国亦发表文章,对20世纪民间故事叙事研究进行回顾和思考,文中评论《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是“属典型的民间故事的叙事性的专论”,是“我国目前最系统的就民间故事形态所作的全面研究……所发掘的中国民间故事结构形态上的共同规律和特点,为研究者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审视民间故事,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范例”,“正如李扬在其论文的结语中所言:‘本文的描述层次研究,严格说来只是迈出了结构分析的第一步。中国民间故事的结构深层,是否隐伏着特定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传播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观,从故事叙事中是否可以发现远古人类叙事的某种元语言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做更加详尽和深入的探讨。’这段颇具学术见地的思索之语必将对此后的民间故事研究起到启发性的指导作用”。

      新西兰学者赵晓寰认为,近年来,学界重新兴起在普罗普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文学的热潮,李扬是两位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学者西村真志叶注意到“在国内,李扬首次对中国民间故事正式进行了结构分析,并根据随机选出的50个神奇故事,向普罗普的‘顺序定律’提出了质疑。”

      华东师范大学著名俄苏文学专家陈建华教授,在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二卷(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中,专辟一章“新时期普罗普故事学研究”,分三个阶段全面介绍了普罗普理论在中国译介和应用的情况,其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这一“较大型的、深入的研究”。书中总结道:“随着我国对普罗普研究的深入,对其理论的接受也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势。学界尤其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已不满足于单纯对其理论进行描述与探讨,而是要运用这一操作性很强的理论进行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1996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扬所著《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即是这样一次积极的尝试……该书是运用普罗普的理论体系对中国民间故事所作的大胆的尝试研究,也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第一部较详细介绍普罗普生平和著述概况并具体应用其理论的论著。由此也可以看出,普罗普的理论已经深刻影响了我国学者研究民间故事的方法和视角。”“我国学者非常善于将外来理论‘中国化’,上述李扬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借用普罗普的方法也获得了有益的结论。”

      2007年1月号的《民间文化论坛》,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微、朝戈金、户晓辉、北京大学高丙中的一场重要学术对话。吕微先生说:“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李扬先生的专著《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所做出的最具国际水平的批评研究,且至今国内还没有人超越他。”接着吕微较为详细地概述了此书的主要内容:“李扬在他的专著中着重讨论了普罗普关于功能顺序的假说,随机抽取了50个中国的神奇故事做样本,通过分析,他发现,普罗普的功能顺序说并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故事,中国故事中的许多功能并不遵循普罗普的功能顺序。李扬研究了其中的原因,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故事的功能之所以没有按照普罗普的设想依次出现,是因为普罗普给出的叙事法则如若在中国故事中完全实现还需要其他一些限定条件,因为中国故事比普罗普所使用的俄国故事更复杂,由于俄国故事相对简单,是一些简单的单线故事,所以在应用普罗普的假说时无须增加条件的限制。李扬认为,在生活的现象中,构成事件的各个要素固然按照时间和逻辑的顺序依次发生,但生活现象中的事件并不是一件接一件地单线发生的,而是诸多事件都同时发生。因此,一旦故事要描述这些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发生的多线事件,而叙事本身却只能在一维的时间内以单线叙述的方法容纳多线事件,故事就必须重新组织多线事件中的各个要素,这样就发生了在一段叙事中似乎故事功能的顺序颠倒的现象,这其实是多线事件在单线故事中的要素重组。当然,李扬所给出的功能顺序的限定性条件不是只此一种,但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即功能顺序的假定只有在单线事件被单线故事所叙述的情况下才能够被严格地执行。从李扬的引述中,我们也读到了其他一些国家学者对普罗普功能顺序说的质疑,但我以为,李扬的分析之深入和清晰的程度不在那些学者之下,有些分析还在他们之上。……对于普罗普的功能顺序说,李扬不是简单地否定,也不是一味地肯定,他一方面指出了普罗普的功能顺序说只具有(应用于俄国神奇故事的)相对普遍性,同时又在给出一定的限定性条件后,论证了该假说在一定条件下(可应用于复杂的神奇故事甚至各种体裁的民间故事)的绝对普遍性,从而肯定了普罗普假说的合理性。”他和户晓辉关于“功能”和“母题”经典概念的讨论、辨析,展现了二位深厚扎实的西方哲学功底,呈现出学界少有的理论思辨深度。

      学者们在荐介评论此书时,亦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如刘守华先生指出“缺乏必要的阐释”,刘锡诚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亦指出:“对于中国故事的深层结构,故事结构的模型的内在体系,以及结构模型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互动关系等,还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故而在结构主义的中国化上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这些不足之处,在随后的学者们进行的相关研究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弥补。

      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因为刘锡诚、刘守华、吕微、施爱东、万建中、孙正国等学者从学术史高度给予的评介推荐,此书开始引起同行的关注,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甚至被民间文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所提及,如文论界赵炎秋教授《共和国叙事理论发展60年》一文,在论述“除了构建中国叙事理论的努力,另一批学者则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时,即以此书为一例。随着其他学者对普罗普理论的评述介绍,一些学者和研究生,亦开始采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方法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对普氏理论甚为重视,在他主编的《新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辟有专节介绍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在《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亦有介绍。万建中原本从事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研究,在全面了解普罗普故事形态分析理论体系之后,较早地开始引入、应用普氏理论进入其研究。他发现,禁忌主题的三个功能存在时序逻辑关系并有着完全相同的顺序,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叙事范式,三个功能之间构成两项“功能对”,即“禁令—违禁”和“违禁—惩处”,它们对所有故事的叙事都具有规范和支撑及引导作用。同时,这些核心功能又与角色之间有着相对固定的配属关系。万建中对结构形态的关注,旨在更方便地探求和归纳不同结构类型的禁忌主题内涵方面的特质。同时,他指导研究生同样主要采用了普氏理论,对魔宝故事的故事形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2008年,万建中的另一位学生漆凌云的博士论文《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天鹅处女型故事是中国现当代故事学的热点研究对象,成果甚多,能出新意殊为不易。论文的第三部分,主要借鉴了普罗普和布雷蒙的叙事理论,亦参照了《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的思路和观点,依据中国幻想故事及天鹅处女型故事自身的结构特征,对普罗普划定的31个功能和角色进行了适当修正(如将普氏原有功能中的加害、获得魔物修正为陷入困境和获得奖赏,把寻求者同意或决定反抗和追逐分别并入功能主角出发和陷入困境中,补入功能远离凡间)。在对160则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功能排序后,发现此型故事一般由缺乏/困境—消除缺乏—困境—缺乏的最终消除两个序列构成,功能顺序不变的是核心功能(对),功能顺序发生变化的有功能(对)的重复、省略、偏离、移动等。此型故事经常出现的有7个序列,大体有连续式、镶嵌式和分合式。其叙事在“不平衡性朝平衡性”的叙事规则下沿着消除主角自身的多方面缺乏状态发展,构成形态结构变化的动因。其次,漆凌云注意到故事角色的转换、某些结束性功能的中断等,也会引发故事形态的变化。漆凌云的研究采用样本多、分析细致、结论有据,为运用普氏故事形态理论研究某一特定类型故事,树立了学术范例。

      北京师范大学康丽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巧女故事叙事形态研究——兼论故事中的民间女性观念》(2003)和后来的延伸研究《文本与传统: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丛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未刊,2013年7月)中观察到:近年来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学者们的目光更多地聚集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更为关注民间叙事的现代命运、关心语境、关心变迁过程与主体实践,回身再次面对形态学研究时,总会面临如下关键问题:这种经典研究范式的现实意义何在?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种相对的范式可否共存于一?如何理解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意义在共时层面的存在?康丽认为,两种范式的结合,在重新理解并规定了叙事传统的文本表现与性质之后,是可以胜任对民间故事类型丛的研究重任的。她试图在叙事形态研究与文化内涵研究之间构筑或寻求一种中介,使前者能成为后者的基础或前奏,从而将两种研究方向统合在同一个具体对象的研究实践中。她的统合尝试主要体现在巧女故事类型里的“角色”研究上,将“角色”赋予双重涵义:一是普氏形态理论“角色”的抽象结构功能;二是角色行动的具体承担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康丽在这里注意到了普氏神奇故事与巧女故事的属性差异,后者的生活属性注定了其角色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民众现实生活网络之间的投射关联,这种关联的紧密程度使得对角色行动具体承担者的判定成为析分角色属性的关键。康丽根据她对特定故事类型的属性观察,强调“角色”的结构功能所指和社会关系所指,据此观察角色分布与转换的规律,通过角色关系及其行为互动的设置,找到它与民众观念变更之间的关联。华中师范大学的李林悦的硕士论文《民间故事中公主角色的文化意义与叙事功能》(2006)结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对公主在民间故事中所承担的配角类型进行研究,剖析公主角色所具有的文化属性以及该角色在民间故事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故事叙事形态总是和故事中角色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属性相关联,来自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力网络、代表不同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的人物,在担任同一角色时可以催生出不同的故事叙事形态。康丽等人的研究,为学界关于两种范式结合的疑惑和争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例,其研究不是两种范式的简单捏合,而是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角色的文化涵义对叙事形态的作用影响,这种对单纯形式分析的突破无疑深化、拓展了故事形态理论。

      《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影响亦波及港台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高校的硕博论文,亦有70余篇涉及此书,其中直接引用的有近20篇,数十篇将之列为参考文献。直接引用此书的论文多数是根据普罗普的功能或角色划分,选择某一类别的民间故事加以研究。季雯华的硕士学位论文《〈贝洛童话〉中的禁令与象征》(2006)即以普罗普的31项功能之一“禁令”为核心将《贝洛童话》中与禁令有关的故事挑选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作者首先依据普罗普的功能理论将禁令故事分为“禁令—违反”和“禁令—执行”两大类,又在此基础上根据情节细分为严词警告型、预言实现型、禁止吃喝型、魔法破除型、相互约定型、恐吓威胁型六种禁令故事。主要从内容上对禁令故事进行了分析探讨指出了禁令故事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以“禁令”为研究切入点的还有张育甄的硕士学位论文《陈靖姑信仰与传说研究》(2002)。作者在分析陈靖姑传说的斩蛇母题时,运用普罗普关于“禁令”的功能理论从陈靖姑传说中分析出三道禁令,同样从内容角度进行分析,探求了禁令对于情节发展的作用,及其与结局的关系。黄薰慧的硕士学位论文《巧媳妇故事研究——以中国台湾为主》(2010)和洪白蓉的硕士学位论文《幸福的祈思——中国龙女故事类型研究》(2001)则是以普罗普的7种角色之一“主角”为核心选择某一类型的故事进行的研究。《巧媳妇故事研究——以中国台湾为主》在故事人物形象分析的部分,对巧媳妇及其他角色的变与不变进行了分析,指出巧媳妇的角色在此类故事中的固定性及这一角色帮助家人或自己和解决难题的功能。《幸福的祈思——中国龙女故事类型研究》根据普罗普的角色理论对龙女故事中的角色进行分析,指出其中真正有分量的角色只有孤儿、龙女、龙王(或其他恶势力)三者,认为这是龙女故事的稳定性特质,其中,孤儿通常是主角,龙女通常是被寻求者、捐助者、助手,龙王通常是反角、捐助者、差遣者。此外,作者借用《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中对同类故事《笛童》结构分析展现了龙女类故事的结构,并指出普罗普理论的复杂“代号”记忆困难,易造成阅读障碍的缺陷。同样运用了普罗普的角色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有陈茉馨的《格林童话研究》(2003)、黄圣琪的硕士学位论文《民间故事连续变形母题研究——以台湾汉语故事为例》(2005)、林宜贤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唐传奇<柳毅>及后世相关戏曲作品看龙女故事发展》(2010),此处不再详述。另有人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理论用于民间说唱研究,其中直接引用了《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的共有4篇,包括李淑龄的硕士学位论文《〈聊斋志异〉话本的叙述模式研究》(2004)、林博雅的《台湾“歌仔”的劝善研究》(2004)、林叔伶的《台湾梁祝歌仔册叙事研究》(2005)、潘昀毅的硕士学位论文《歌仔册〈三伯英台歌集〉之研究》(2011)。以《台湾梁祝歌仔册叙事研究》为例,其中“梁祝歌仔册之功能模式”一节整体参照了《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的研究方法,利用此书关于功能数目、功能顺序、功能关系、序列内部结构、序列关系、角色分布、角色与行动场等研究成果,对梁祝歌仔册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故事形态研究。

      在宽松开放、中外交流日趋活跃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民间文学界,还是文论界、外国文学界,不少学者关注研究普罗普,厚积薄发,陆续开始涌现了大批重要的论文、译著、专著等。北京师范大学贾放于2000年开始集中发表了系列论文,包括《普罗普:传说与真实》《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与故事的历史比较研究》《普罗普故事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神奇故事的结构域历史研究》等,并以《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为论文题目,获得了博士学位。2006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贾放译《故事形态学》,国内学界终于等来了这部经典名著的中译本。过去“由于传播渠道的原因,各种介绍大都是出自英译、日译和法译的‘转口’,乃至对‘转口’的转述,经过这样的多重转换,难免会带来信息学所说的‘信道损耗’,难以准确传达出他写作的文化语境。一些误译、漏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原著理解的准确性。这些对普罗普本人及其学说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现在这种遗憾终于不再。她翻译的另一部普罗普的名著《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于同年出版。贾放在引进推介普罗普理论方面,用力最勤,成果最为丰硕,对学界全面了解普罗普的故事学思想,起到了关键的推动、推广作用。此外,周福岩等也较早撰写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一方面,对普氏理论的研究介绍越来越全面系统,相关专著接续出现(另有赵晓彬《普罗普民俗学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另一方面,对普氏理论的应用,亦有逐渐延伸的趋向,如董晓萍教授从故事遗产学的角度,重新发掘普氏理论的价值,认为在今天的故事遗产保护的讨论中,可以对他提出的人文分类原则、历史内涵阐释和研究型故事叙事建模,做适当的反思与吸收。

      限于视野和资料,笔者以上的述论和例举肯定会有遗漏不周之处。上述种种共同合力之下,“激活”了普氏故事形态理论。引发了学界更多的关注,涌现了更多的应用成果。使用关键词对“知网”进行检索,相关情况从下表可略见一斑(按:“普罗普”有的学者译为“普洛普”):

 

      20世纪80年代前后提及“普罗(洛)普”的论文很少,基本是个位数;80年代末开始增长,每年20约篇左右,2001年开始显著大幅度增长,从每年约50篇一路攀升,2011年达到254篇。

 

      1984年前多为文艺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文,一般为译作或者是介绍性质的文章。从1985年开始零星出现关于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文章,大多数还是关于文艺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方面的。1997年以后有关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文章数量开始迅速增长,显示出本类学科与其他学科同步的学术趋向。需要说明的是,上列数据只是根据“知网”检索,未使用其他学术论文数据库,著作类和为数不少未发表博硕士论文也未包括在内,数据不一定很全面准确,但是大抵还是可以看出一段时期以内普罗普故事形态理论在国内接受、应用的状况和走势。

      普氏理论亦影响到民间文学之外的学科领域,例如作家文学研究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将之运用到中国古代小说、现当代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的形态分析上。较早进行这方面开拓性研究的是香港大学的陈炳良教授,他敏锐地发现了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与民间童话的相似性,借鉴普罗普的形态理论,对小说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评述,“证明了普氏的方法,可以应用在这篇小说的分析方面……各个功能大致是跟随普氏所拟定的次序,其中有些乖离的原因大概是法布拉(fabula故事)和苏热特(syuzhe布局)之差别所致”。这方面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者当属许子东,他在香港大学进行博士论文写作时,也选择了借鉴普罗普的形态理论,不过他的研究对象是当代“文化大革命”题材小说。其重点不是通过当代小说研究“文化大革命”,而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如何被当代小说所叙述,换言之,他关注的是这些小说的叙事结构、事序逻辑、情节模式等,他关心形式模式多于小说内容,认为模式比内容更能说明内容。受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启发,他选取了50部中长篇“文革小说”作为讨论对象,归纳列出了“文革小说”叙事模式的29个“情节功能”、5种基本角色(受害者、迫害者、背叛者、旁观者、解救者),以及4个叙事阶段:“初始情景”(灾难之前)、“情景急转”(灾难来临)、“意外发现”(难中获救)和“最后结局”(灾难之后),这些情节功能可以包括“文革小说”的各种叙事可能性,其排列顺序和组合规律都是可以辨认的。许子东详细分析了这些小说叙事的组合规则和角色的功能变化,进一步抽取提炼出4种叙事类型,并试图揭示选择叙述策略风格的历史背景与情节设计叙事规范的文化逻辑。另如香港岭南大学刘真途完成于2000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童话功能考察金庸武侠小说的叙事特色》,作者将普罗普31项功能中某些过于详细或过于简单的功能进行了更正,又补充进了金庸武侠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某些独有的具体功能举例;并且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的阅读,将普罗普原本的代码改为汉字代码。依据修正补充后的功能列表,他用31项功能勾勒出金庸小说的主线,又用普罗普总结的7种角色概括了金庸小说中的上千种人物角色,最终验证了“武侠小说乃成人童话”的命题。

      在电影研究方面,有王杰文的《动画电影的叙事结构:〈灰姑娘〉的形态学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5)、李稚田的《普罗普功能人物理论的电影应用》(《民间文化论坛》2006.6)、张爱琴《〈李双双〉系列文本故事形态学解读——以小说、电影及豫剧〈李双双〉为中心》(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刘书芳《普罗普功能人物理论对〈窃听风暴〉的评析》(《今传媒》2014.7)等。更有延伸至平面广告、电视节目等各种领域的,不一而足。这些跨界跨类的研究应用,凸显和证实了普罗普故事形态理论蕴涵的潜在价值、恒久生命力和普适意义。

(本文原刊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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