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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洋]观念与思想:汉代虎形肖形印的解读
  作者:赵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16 | 点击数:1028
 

摘要: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图形内容具有较强的重复性,这些图形来源于汉代人的历史记忆,是汉代人观念、思想的承载物。在汉代普遍的观念与思想影响下,出现了多类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具体有“人搏虎”题材、“突出虎纹”、“白虎”题材等,这些虎形肖形印体现出汉代人的尚武精神、辟恶御凶观念、祥瑞思想等,同时,汉代虎形肖形印的寓意与功能也与汉代人普遍的观念和思想密不可分。思想史视阈下的肖形印解读与研究是拓宽肖形印研究途径的一种努力。

关键词:汉代;虎形肖形印;图形;观念思想;寓意功能;

作者简介:赵洋,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福建泉州362021)。


  肖形印是古代印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从肖形印的图形内容来看,其包含的内容繁多,既有禽兽、虫鸟、草木等自然之属,又有角抵、农桑、宴饮、歌舞、轺车出行等人事之属,除此之外,另有神人、神话等异类幻化之属。在汉代肖形印中,以虎为题材的肖形印众多,这一题材之下又有多个不同的小题材,如人搏虎、人御虎、单一虎形、子母虎、四神印中的虎形等等,在这些具体的题材中,印章的图形趋近重复,具有规律可循,且印章存世较多,成为我们窥探肖形印相关问题的范例。

  一、思想史视阈下的虎形印解读

  在汉代肖形印中的,虎形肖形印占有的比重很大,图形的重复性也很强,为何在汉代会出现此种现象?虎形肖形印该如何解读?虎形肖形印是否能够体现出汉代人的一般思想?这些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我将试图从以下三个类型的虎形肖形印入手,解读其所蕴含的寓意,一是“人搏虎图形”肖形印、二是突出虎纹的虎形肖形印、三是白虎图形的虎形肖形印。

  1、除虎患、大校猎与尚武精神:人搏虎图形肖形印

  人搏虎类型的肖形印印面虽有方圆之别,然其图形颇为类似,圆者多取人物与虎形左右对称,依印面圆转而体势变化。方者亦与圆者相类似,人物与虎形左右各占一半空间。在以上两种模式中,内容又有两种,一是人物作赤手空拳搏虎貌,二是人物手持某种兵器或器具,刺向对面之虎,作刺虎貌者多见之于方形印面中。在“人搏虎”类型的肖形印中,几乎每一方印章之内容、布局、样式都能找到与之相类似的另一方印章,如果将一些细微的细节之处忽略不计,如人物躯体的弯曲度、老虎四肢的长短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印章的内容反复出现,图形具有重复性。以上这些印章虽然很难断定全部为汉代之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考察,从虎患的发生,到社会中搏虎、杀虎,再到角抵、校猎之风的盛行,是战国至汉代都面临的问题,并且至两汉时期,上述各种事件与活动都更为普遍,尤其是在角抵、校猎中人与虎的较量达到顶峰。基于此点,我们将上述印章放置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中来考察,至少不会脱离这些印章的本意过远。

  除在肖形印中存在众多人搏虎、刺虎的图像模式外,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亦存在大量人搏虎、刺虎的图像,这些图像与人搏虎图形的肖形印共同构成了两汉人对虎的态度。

  人搏虎的图形模式与先秦至汉代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古时虎行于山林草泽,多为人患,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受其害。至两汉时期,虎患仍然有增无减,虎为人患时常见诸文献。《后汉书》卷四十一《宋均传》载九江郡之虎患,“郡多虎豹,数为民患,常设槛阱而犹多伤害。”同时在汉代,虎之出没于道路,以至行旅不通,《后汉书》卷七十九《刘昆传》载“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更有甚者,虎径行于皇陵,危害卫兵,《后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袁山松书》云:“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有虎患,就有搏虎、杀虎之事,早在先秦时期,古人搏杀恶虎而求安宁已多为常见,如《孟子》中所载“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在汉代,搏虎、杀虎除以力搏之外,尚有以方术制虎,《后汉书》卷八十二《徐登传》记载:“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越方”即禁咒之术,唐李贤等引《抱朴子》注曰:“道士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不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越方,善禁咒也。”

  古人一方面深受虎患,故有搏虎、杀虎之举,另一方面,在搏虎、杀虎的过程中,人的尚武勇猛之精神得以流露体现。在汉代,武士搏虎、杀虎或方士以方术制虎,具有普遍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在虎患与尚武的背景下,人们对于武士搏虎,多有歌颂,这在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都有表现。汉代人对于搏虎之事,除了最朴素的除虎患的原因外,在基于游戏心态的校猎活动中,搏虎也成为风行之事。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在搏虎过程中即已经带有校猎游戏的性质,《诗经·大叔于田》云:“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只不过这一心理到两汉时期变得更为普遍而已。汉代上至帝王诸侯,下至民间百姓,一面因迫于虎患而搏虎,一面基于游戏心态而斗虎。《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载元延二年冬(公元前11),汉成帝刘骜行幸长杨宫与胡客大校猎,颜师古注曰:“校猎者,大为阑校以遮禽兽而猎取也。”又,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子虚赋》又云:“有白虎玄豹,蟃蜓躯犴,于是乎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由此可知汉代帝王在搏杀猛兽中的游戏态度。西汉初期,帝王即已建造“虎圈”以豢养猛虎,《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载: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也,与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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