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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春]当代红色歌谣及其社会记忆
——以湘鄂西地区红色歌谣为主线
  作者:黄景春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14 | 点击数:1611
 

摘要:在新民歌运动中,文化界大规模收集、编创红色歌谣。此后文化工作者每次到老苏区调查采风,都会发现一批新的红色歌谣,每逢“建国”“建党”“建军”的大庆之年都会结集出版。红色歌谣是新中国的创世史诗,体现了当代人对红军、苏区的社会记忆。搜集、编创红色歌谣,为当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提供证明,并给当代社会文明建设指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红色歌谣;创世史诗;社会记忆;集体文本


  追溯起来,1934年中央苏区就曾印刷过一本《革命歌谣》,算是红色歌谣最早的集子。但“红色歌谣”这个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全国先后有十余部取名“红色歌谣”的作品集出版。此后,它成为中国大陆一个比较流行的术语。从字面上看,红色歌谣由“红色”和“歌谣”两个部分组成。“红色”是共产党革命的象征,“歌谣”指民歌、民谣等通俗韵文形式。前者指明了主题思想,后者限定了艺术形式。从历年出版的红色歌谣集和相关学者讨论的情况来看,红色歌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红色歌谣,把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所有的革命歌谣都包括在内,涵盖了从建党、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时期产生的革命歌谣。狭义的红色歌谣,仅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红军时期)产生的革命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就采用狭义概念:“红色歌谣,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歌谣的习惯称谓。”本文也采用狭义上的红色歌谣概念,并以湘鄂西苏区的红色歌谣为主要对象展开讨论。但是,本文并不认为所有描写苏区社会生活的歌谣都是当年曾经流行的歌谣,尽管很多搜集者和研究者都这么认为。可以看到,当代中国还在以模拟的方式不断编创新的红色歌谣,而且数量很大。编创新的红色歌谣是延续对那个时代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

一、湘鄂西苏区对红色歌谣的利用

  1927年底到1928年上半年,贺龙、周逸群等人通过发动多次暴动,在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建立起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当时白军势力异常强大、红军相对弱小的形势下,共产党特别强调宣传和鼓动工作,从思想上武装苏区军民。然而,当时民众识字率很低,标语口号看不懂,开会宣讲的革命道理也不一定理解得透,于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歌谣成了苏区宣传的必由之路。

  这并不是湘鄂西苏区的发明。实际上,共产党一向注重利用通俗歌谣动员民众。1922年的安源大罢工,1923年海丰农民运动,都曾流传一些政治性歌谣。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创办的农民夜校,曾用当地民谣编写课本。翌年他在担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给农民讲习班设置的课程就有“革命歌”,调查科目也有“民歌”。他还曾带领学员到韶关地区考察农民运动,让学员收集歌谣几大本。1927年彭湃建立的东江根据地、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都采用民间歌谣做宣传鼓动工作。稍后建立的位于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也重视编创革命歌谣。1929年12月红四军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文件,其中提到红四军宣传工作存在的技术上的缺点就有“革命歌谣简直没有”这一条。针对这一缺点,决议提出的改进办法是:“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决议还规定:对红军士兵进行政治训练时,要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事实上,在古田会议之前,鄂西苏区特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在介绍他们利用歌谣做宣传的经验了。他们在信中写到:“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学方面的宣传,多有使用十二月、十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句、六字句的韵文。”可见,湘鄂西苏区利用歌谣做宣传起步比较早,方法比较多样,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湘鄂西的红军领导人如周逸群、贺锦斋、段德昌等都曾写过歌谣。相传为段德昌所写的《大马刀》:“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一针和一线,不损半分毫。”通过歌谣宣传红军纪律,生动具体,群众一听就懂。贺锦斋所写的《老子本姓天》,至今仍在湘西、鄂西流传。为了让苏区民众更好地了解苏区政策,甚至红军张贴的布告都用歌谣的形式。如周逸群、贺锦斋一起撰写布告:“蒋汪合流,出卖革命,三民主义,一纸空文,勾结洋人,庇护豪绅,压迫工农,残害百姓……唯共产党,追求光明,国民革命,后继有人……依靠工农,武装斗争,革命成功,我军宗旨,护国为民,军风军纪,备极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侵,采买物品,概予现金,如有强迫,诈掳奸淫,一经查觉,立正法典,告尔商民,各业营生,郑重声明,安诸无惊。”

  布告既有革命形势分析,又有对共产党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阐发,同时也有对红军纪律的申明,完全抛弃了一般布告的刻板章法,浅显易懂,方便民众理解。也正因为湘鄂西苏区红军领导人善于运用歌谣,亲自书写歌谣,有几位将领赢得了“上马将军下马诗”的称赞。

  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后建立的十几个革命根据地都曾运用歌谣做宣传工作,并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不少苏区领导人都曾亲自写作歌谣,苏区创办的报刊都刊登过红色歌谣。瞿秋白在总结利用歌谣教育群众的好处时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从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看,传统的十二月调、五更调、四季调、十杯酒、孟姜女、信天游、采茶调等民歌、小调都被注入了革命思想,用于红色歌谣的编创。当时的红色歌谣,“对于宣传革命思想,鼓舞革命斗志,凝聚革命力量,起到了十分特殊的作用”。在扩大红军队伍的过程中,红色歌谣也起到很大鼓动作用。1933年江西兴国县城的鸡心岭、筲箕窝等地搭起歌台演唱红歌,连唱三天三夜。三天内,地方赤卫队、少先队整营整连加入红军,组建起了兴国模范师、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因此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说法。近年又有人说“一只红军歌,能顶六个师”。在鄂豫皖苏区情况也一样,老红军谈到革命歌谣时说:“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

二、当代湘鄂西地区红色歌谣的编创

  对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比井冈山、中央苏区要晚一些。20世纪50年代湘西、鄂西各县市的文化工作者采集到一批红色歌谣;在8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中,又整理出一批红色歌谣,收入到各地民间文学集成的县(市)卷本。《扛起梭镖跟贺龙》《湘鄂西苏区歌谣》《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长阳老区歌谣》等书也载有大量红色歌谣。湘鄂西苏区,连同后来的湘鄂川黔苏区,前后存在八年多,当时并没有人搜集、编印革命歌谣集,留存下来的文字记载不多。几十年后回忆出来的歌谣,就涉及到社会记忆的问题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采集到的红色歌谣,还包含较多苏区生活亲历者的回忆,但也不排除搜集者的加工;80年代中期以后对湘鄂西红色歌谣的调查、整理,上距苏区时代已有五十余年,那么接受调查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农协干部回忆的苏区歌谣有多大程度是真实可靠的,红色歌谣集中的诗歌有多少是当年流传的,又有多少是当代人模仿、编创的,就很难判断了。

  第一批红色歌谣集出版于新中国十年大庆前后,即1959年、1960年,其搜集、选编还应稍早一些。当时出版了十多部红色歌谣集,除了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还有国家领导人提倡搜集民歌的原因。1958年下半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在为《红色歌谣》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解放后报纸上陆续刊出一些革命歌谣,但领导重视不够,工作并不令人满意,“今年四月间,毛主席指示搜集歌谣,各地党委对这一工作引起了重视,加强了搜集整理工作。”这里提到的毛主席指示是指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到的“搜集民歌问题”。他提出: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经毛泽东的提倡,云南省委宣传部在当年4月初就发出了“组织起来搜集民歌”的通知;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的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民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歌。”此后,大规模搜集、创作新民歌的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郭沫若为此运动擂鼓助威,他写到:“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不会搜集、创作符合要求的新民歌,这些任务后来都落到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学生和军人身上。新民歌的创作过程,如陕西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新民歌流传很广,被视作农民兴修水利时唱出的心声。事实上,这首歌谣是基层文人和刊物编辑共同创作的结果。“据说在水利化劳动中,有个农民创作了前面两句,其他的人替他续上了中间两句,编辑们又替他加上了最后两句,于是一首优秀的民歌就这样产生了。”如果说这首歌谣前两句发自一位农民之口,应该是可信的;后四句表达的豪情,全然是大跃进这个时代的,是当时激情澎湃的文人的创作。农民会否定玉皇、龙王存在,但绝不会自称是玉皇、龙王;但是,经过唯物论熏陶的文化干部就敢于这样写。当时甚至把关进劳改场的文化人都动员起来写诗。聂绀弩曾描述自己在北大荒被劳动改造时经历的场面:“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在这种情况下所写的诗,大多是赞美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颂歌,充满豪情壮志的口号歌。一些地方也搜集上来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歌谣。周扬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除了大力赞美新民歌之外,还提倡要搜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歌谣。他说:“湖北省出版的民歌选集中,收了一部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代的民歌,吉林的民歌中收入了一部分抗日联军时代的民歌,这是有意义的。人民用自己的血写成历史,用自己的声音来歌唱。”跟新民歌一样,这些革命歌谣不全是民间口传下来的,相当大一部分是经过文人加工、整理的新歌,有些甚至就是新创作出来的诗歌。

  此后,收集、编创红色歌谣的活动从未停止过。经由文化干部和研究者的采风活动,对红色歌谣进行收集、编创和结集出版,在“建党”“建国”或“建军”的大庆之年,显得尤其活跃。应该说,这样的收集、编创和出版活动带有追忆和创作双重性质。追忆苏区流行的歌谣,如果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经过好几十年时间的损耗,仅凭老红军的记忆,或民间口耳相传,已很难完整保留当时的面貌;更何况当今文化工作者在搜集、整理基础上模仿、加工的新歌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虚构,以及适应于现实需要的想象。譬如当今流行的红色歌谣经常用“1927年”这样的年份,当时歌谣恐怕只会出现“民国十六年”,不太可能出现公元年。再比如“毛主席”“贺老总”这些称呼,恐怕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新编红歌才流行。即以《扛起梭镖跟贺龙》为例:“太阳出来满山红,扛起梭镖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里有毛泽东。”此歌谣突出毛泽东的地位,把贺龙说成毛泽东的追随者,这与其说是当时情况的反映,不如说是后来二人地位的写照。再如,有些红色歌谣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语句,当时主要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斗争,顶多会提及资产阶级,极少出现反对资本主义的句子;而反对资本主义恰好是20世纪70年代常见的政治口号,此时的政治思潮融入到了红色歌谣之中。当代编创的红色歌谣,是在当代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完成的,是当代人对红军及苏区生活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并不完全是苏区当时的情况。

  再以《马桑树儿搭灯台》为例。它是一首古老的湘西民歌,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明中期朝廷征召湘西土司兵到江浙沿海抗击倭寇,是土司兵与妻子话别的情歌。1957年湘西桑植县文化工作者采集到它,当时定为汉族红色歌谣。1987年当地进行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土家族村落里也采集到它,并认定它是土家族民歌,歌词与30年前相同。其歌词如下:“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回来,你个儿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回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

  因为被当做了红色歌谣,政治思想正确,地方民歌的韵味纯正,湖南省于1957年、1962年、1979年三度将它列入赴京汇报演出的节目。但是,1966-1976年间,“钥匙不到锁不开”被认为鄙俗、缺乏革命性,被改为“春天不到花不开”。这首民歌原本只有夫妻各5句的对唱,后来经过文人加工,又被加上了5句合唱:“郎去当兵姐在家,二人心中别牵挂,姐在家中勤生产,郎在前方把敌杀,英雄模范戴红花。”加上这5句之后,点明“郎”参加的是红军,“姐”在家中勤劳生产,夫妻双方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郎”成为红军的战斗英雄,“姐”成为支援红军的生产模范,夫妻一起戴上象征光荣的大红花。改编后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思想上明显拔高,然而,战斗英雄、生产模范共同光荣的观念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以后开始流行的,现在却已经出现在苏区红色歌谣中了。

  当代出版物中的湘鄂西红色歌谣,除了当时流行的革命歌谣之外,有相当数量的模仿、加工、编创之作。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两种红色歌谣难以区分。不少研究者也不加区分地将两种都说成是当年苏区流行的歌谣。这些红色歌谣经教育专家选入教科书、推荐给学生阅读,或经文艺专家改编和演出,在当今社会广泛流传,并进行着代际之间的传递,从而由扬·阿斯曼所谓短时的“交往记忆”转化为能对抗时间流逝的“文化记忆”。特别是在纪念馆、纪念碑、口述故事、历史读物等构成的记忆之场的各项要素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红色歌谣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趋势逐渐形成。

  当然,各个老苏区都在搜集、整理、编创这样的红色歌谣,而尤以对井冈山、中央苏区、陕甘宁根据地进行得多。如1977年江西师院中文系的师生在秋收起义五十周年和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之际,收集、整理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歌谣209首,其中只有二十余首解放后曾发表过。也就说,这次调查、整理出来的红色歌谣约90%是第一次发表,那么它们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年流行的,又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是师生们编创的,就难以断定了。其实,每次类似的调查、收集和整理活动,不管是赴井冈山、赣南、湘鄂西,还是鄂豫皖、川黔、陕甘宁,都是一次红色歌谣的再生产过程。

三、当代红色歌谣表达的社会记忆

  各根据地的革命歌谣每年都在产生,其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也就是本文讨论的狭义上的红色歌谣,涌现最多,也最受重视。新中国政权是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诞生出来的,按照常理来说,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歌谣时间更晚近,更容易被回忆起来,留存也应该更多,为什么反倒是红军时期的歌谣产生更多呢?为什么红军时期的歌谣,又以井冈山、中央苏区最多呢?

  这应跟红军时期,特别是井冈山、中央苏区等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关。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党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等原则,后来这些成为共产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策略都是在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根据地探索、完善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根据具有创始性质,对于共产党建设的新中国来说具有奠基意义。扬·阿斯曼(Jan Assmann)说:“我们把具有奠基意义的故事称作‘神话’。”他所说的神话,其实是狭义神话,主要是具有神圣叙事特性的“创世神话”。叙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起义、暴动、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故事可称作新中国的“创世神话”,而歌唱和赞美当时革命斗争的红色歌谣可称作新中国的“创世史诗”。在民间文学领域内,神话与史诗文类不同,内容高度重合,都有关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和奠基,一种是故事,另一种是歌谣,形式不同而已。从当代收集、编创的这些红色史诗的情况来看,虽然红军时期距离当今社会日益遥远,但对那个时代的歌唱从未中断。这些歌唱不仅是为了追忆过去的光辉革命历程,也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回应。每当中国共产党强调自己的政治路线时,或强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时,总会回顾红军时期的革命精神,讲述红色神话,并唱诵红色史诗。此时,这些红色神话和史诗就具有为社会指明方向的作用。因为,“神话是这样一种历史,人们讲述它,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可以找到方向;神话又是关于更高级秩序的真理,它不光是绝对正确的,还可以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拥有定型性力量。”只有那些有重要意义的过去事件才会被反复回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社会记忆。讲述红色神话,唱诵红色史诗,可以照亮过去,也可以指明未来。

  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以及该政权领袖人物的地位确立之后,为了证明其合法性,总是不断地回溯自己的本源,寻找自己的光荣传统和光辉历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苏区实行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原则,是传统中国的大同世界理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融合统一体,对于一直受到歧视和压迫的中国下层民众来说,这些原则跟他们通过打土豪分得的田地一样,是一种值得珍惜的胜利果实。湘鄂西红色歌谣,跟其他地区的红色歌谣一样,描绘苏区民众崭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拥戴苏区政府和红军领袖,积极送儿郎参加红军,在后方通过多种方式支援红军。在新编红色歌谣中,红军是正义的化身,红军领袖具有非凡能力和克里斯玛人格,被比作真龙、太阳或救星。作为现政府雏形的苏区政府也深得民心、广受拥戴,在红色歌谣中被反复赞美。这些都是在为当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提供证据。井冈山、中央苏区根据地红色歌谣最多,毛泽东在红色歌谣中形象最伟大,原因也正在于它们能为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提供合法性支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某些红军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如张国焘)在红色歌谣中没有任何声息和踪迹,不是当时苏区没有歌颂他们,而是他们在当今的社会秩序中失去了合法性,当代编创、出版的红色歌谣无法支持他们的存在。

  在苏区,红色歌谣是文学作品,也是宣传革命的文化工具。红色歌谣宣传红军政策、讴歌红军胜利、赞美红军领袖、激发民众对革命的必胜信念,所以有学者说:“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和各个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记录”,“红色歌谣是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今天距离红军时期已有八十年的历史,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甚至当年的儿童团员,在世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即便是亲历者,他们的回忆也越来越不可靠了。那么,当下收集、整理、编创和出版红色歌谣,是否只是对那个革命时代的文学化的反映?其价值是否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作为一种通俗文学作品,大量红色歌谣不断涌现出来,形成“集体文本”的社会效应。所谓“集体文本”,是德国学者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提出的一个概念。她引用扬·阿斯曼“文学文本只传递不受约束的意义”的说法,对集体文本做出如下界定:“集体文本产生、观察并传播集体记忆的内容”,“其中文学作品不是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元素和文化记忆回忆的对象,而是作为集体的媒介建构和对现实和过去解释的表达工具”。大量涌现的集体文本,特别是包括歌谣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媒介发挥集体记忆的功能。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将来也许会被经典化,转化为文化文本;不过绝大多数逐渐被遗忘,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出大量的集体文本,它们以互动中循环的方式不断涌现,构建并维系社会、民族的文化认同。集体文本以旋出旋灭的方式存在,大多数都会被遗忘,但作为社会文化互动的媒介,它所传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经过沉淀,进入到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按照扬·阿斯曼的说法:“在这种互动中循环着的,是一种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待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继而制造出了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通过社会性的出版-阅读、表演-观赏行为,集体文本引导并陪伴人们对民族历史上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制度、变革等进行思考和讨论,从而构建起奠定于共同历史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同一性和民族身分认同。总之,红色歌谣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不断产生,展示当代中国民众的共同知识,以回忆的形式编码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意义体系,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维护和肯定的一种方式。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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