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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玛措]从经济生活变迁到身份定义转换的研究:以西藏那曲嘉黎县为例
  作者:白玛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14 | 点击数:1037
 

本文特别感谢嘉黎县索朗嘎瓦书记、达桑阿米副县长、尼玛次仁博士、尼玛次仁镇长、王菲镇长、白玛多吉主席、驻村书记贵桑曲珍、丹增贵桑;感谢给予我田野支持的S村妇联主任措佳旺姆,门巴村长、尼玛副书记、及S村所有牧民。

摘要:文章借用人类学家Fredrik Barth的边界理论从生计方式的变迁和互动关系来论述群体身份的转换。本文以田野点西藏那曲嘉黎县牧民为例,阐述了牧民群体在不同时期从事特定方式的畜牧生产以及与边界群体的经济互动方式产生的牧民身份定位的变化和转换。‘牧民’一词最初被他者定位的是以饲养牲畜为其支柱生计方式,通过以物易物获取稀缺资源的一个群体;当下的一部分‘牧民’群体在他者的视角中已转换为:饲养牲畜退居为其附带生计方式,经由虫草而形成的现金购买力已跨越城乡边界的一个群体。

关键词:边界 生计方式 身份转换


一、边界身份

  在人类语言的词汇中,我们往往会根据某一群体所从事的经济生产方式给所指群体附上用以指代这一群体的名称,如‘牧民’。藏语中牧民一词音译为‘Drokpa’,虽然还不是很清楚Drokpa一词最早出现在藏语文献的时期,但可以粗略推算西藏的游牧生产方式大约出现在公元6世纪到公元9世纪,特别是自公元11世纪(Goldstein et al.,1991)。Drokpa折射出这样一个群体:饲养牲畜为其主要经济方式,这些牲畜包括了牦牛、绵羊、山羊、和马。草原是其重要而不可缺的资源,牧民通过牲畜从草原获得着一系列的饮食链。因草原的生态因素和牲畜的生物性,经过上千年的生产经验,他们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他们游走在以定居种植形成的‘国家’中心的边缘和边界,也许我们可以将游牧民族纳入James Scott所提出的‘Zomani’(山地之人)范围带。这种边缘和边界实际上构成了他者对牧民群体的定位。Fredrik Barth在其著作《Ethnic Groups and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中更多探讨的是族群边界及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和归属是通过个体以及这些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形成的(Barth,1969:10)。边界的理念给很多人类学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如Cohen将边界与认同理论巧妙的运用在社区构建的探讨。Barth的学生Gunnar Haaland则更加具体的如此定义这一理念:定义族群边界的不是包含在其中的文化标签。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文化标签无足轻重,相反,我们应该把这些文化的内容放置于边界的互动性来理解族群(Haaland,1991:155-156)。国内外很多有关畜牧社会的研究多从这一群体其中的文化特质来表达,而通过边界理论来论述牧民身份转换的研究尚不多。本文通过田野点牧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以及这一群体与他者互动所产生的边界重构、融合来阐释游牧群体的在不同经济模式情景下的身份转换。

二、生计方式变迁与群体身份转换

  (一)流动交换时代:1950年代前

  1950年代前,普通牧户日常的经济生活模式以牲畜产品的自给自足为主,虽然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市场也存在,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其他资源如虫草、贝母作为藏医的药材仅可能被少量的采摘,但没有市场化,也不是物物交换的成品。以物易物的交换模式是牧民与他者互动的重要方式,由此获取本地资源无法提供的其他消费品。这种互动形成了他者(定居点居民、流动商队的商人)构建牧民群体身份的一种重要视角:

  以嘉黎县S村为例,除了牧民自产的畜产品,获得其他消费品的途径有三种:与农耕地区的粮食交换;在那曲和拉萨的交换;与茶马驮队的交换。

  与农耕地带的群体交换农作物是这一时期界定牧民这一群体身份的边界视角之一。牧民不生产谷物类粮食,于是通过畜产品、天然湖盐和农作物的物物交换获得稀缺资源。参与这种交换的一般而言均是男性。每个单独的牧户会有一个壮年男劳力参加,一些没有劳力的家庭则可能请求并且获得亲系的帮助。同属一个或者分属不同‘如哇’的人员便会结伴而行。人力徒步路径现在的忠义乡再去林芝。交换品则用牦牛托运。牦牛驮队带去的交换品包括了:酥油、手工揉好的羊皮、牛皮、肉、羊毛以及准备出售的一些活牲畜以及盐巴,也可能包括从茶马驮队那里换得的砖茶。这段路程来回大概需要一个月。

  除了畜产品,盐巴会先从那曲交换,再拿去交换粮食。我本人就曾带着牦牛去那曲镇换过盐巴,去那曲的这段行程约需十多天。那时,围绕孝登寺周围仅有几个小商铺。我们从那曲买盐巴(用粮食交换,或者用货币购买)。这些盐巴除了留一部分自己消费,更多的会拿去交换粮食。那曲一带的粮食不如这边多,这边离贡布近,所以获取粮食较为便利。一趟交换粮食的行程可能1个月,但有时更长,有一次我们去囊县,竟然耽误了3个月,在交换地住了近半个月。因为当时很多农户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交换,有的农户甚至欲用核桃交换我们带去的酥油。(L录音访谈。2013年)

  牧民们换回的最主要粮食就是足够一年消费的青稞,其次是大麦。青稞和大麦拿回来后会自己磨成糌粑和面粉。青稞也会用来做过年时饮用的青稞酒,一般会酿制约25斤青稞的酒。因为所酿青稞酒很适量,故少有人酗酒。米是鲜见的粮食,很少有驮队会交换米,去贡布时,只有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寺院的商队能换得几袋米,但一般都换不到。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也会去别人家的田里捡收割散落的谷物积攒起来,作为口粮使用。

  牧民所持货币不多,但如果条件允许,一些消费品如用来做藏袍的羊羔皮和羊皮,以及布料类、瓷碗类奢侈品会从那曲购买。但藏式衬衣在那曲比较难买到,需要托那些去拉萨的人购买来。

  与其他牧业地区不同,嘉黎县的牧民在这一时期还与经商的骡队有着互动。经商的骡队虽是一流动的群体,但却与这一带的牧民以稀缺资源的互换产生着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互动。现在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一段路刚好路径S村,故前往后藏和印度经商的茶骡驮队会路径此地。这些商队没有固定的驻留地点,根据商队自己是否需要购买糌粑、酥油、肉以及交换饲料及休息为主来选择驻留地点。这些商人多来自昌都芒康,也有来自云南的。商队的规模少则有30个骡子组成的驮队,多则会有上千个骡子组成的驮队。驮队的数量不能太少,否则可能会遇到强盗,所带物资便会被一抢而空。驮队可能只带很少几匹马用于人骑,因为一批马需要的饲料相当于两只骡子的饲料。在行走过程中,他们会用带来的商品和地方的人换取给骡子喂的饲料。这些商队大部分都会前往印度出售其茶叶、粉条、红糖,染色的布料。据说特别大的商户在印度有自己的商户,中等的商队则是直接交换而归从印度返回时,则会带来各种麻布、布料、糖。从L老人的一段回忆可以看出茶马商队是对途径牧区稀缺物资的一种补充途径:

  前往后藏和印度去的驮队,路径这里必会在这一带休息。我记得我用酥油换过茶叶,5斤酥油大概换了10条或者15条茶叶,每条中有4块砖茶。他们带来的这些茶非常好喝,可以熬制3次还有茶香味。现在市场上买的茶只能熬制一次,再熬制就没有色泽和味道。我也换过用来加工马鞍装饰以及鞋时的皮革材料。这种皮革加工鞣制的非常好,并且有五种颜色,其大小相当于一张羊皮,有的人也说这是山羊皮加工而成。还有加工好的青蛙皮,用来做刀把装饰,马鞍装饰。和这些商队交换时,即可以用我们手中的物品交换他们带来的商品,也可以付货币。这些商队在返程途中,也会在这儿歇息停留。我用酥油换过他们从带来的麻质布料和制作好的麻布藏式衬衣。

  这一时期,牧民群体以其畜产品的生产与农耕群体、流动商队之间以稀缺物的交换产生着特定的边界互动。

  (二)定居集体时代:1950年代-1980年代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游牧生计方式由定居方式取代,经济模式亦由集体主义时代的集体经济取代(科拉斯;扎洛,2013)。这使得牧民群体与他者的边界互动也产生了变化。

  人民公社时期,牧民群体的边界重构从其最小的经济单位开始:集体经济打破了以往游牧社区家庭作为最小经济单位的空间,每一个家庭以入股的方式来加入人民公社,牛羊多的家庭股分就多,同理,牛羊少的家股份就少。在此基础上,所有的畜牧劳作活动以集体畜牧生产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新的集体劳作方式在具体的牧业操作方式上则大量参考着个体家庭时期的经验。如,分类放牧牛羊、幼畜及成畜;分类加工畜产品。G回忆到“公社时期,社员们会被分工从事不同的牧业劳动。如,A放牧成年牛群,B负责放牧成年羊群,C专门负责放牧小羊羔及小山羊羔,D则放牧小牛犊等。还会分工负责挤奶、提炼酥油、晒奶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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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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