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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霖]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
  作者:陈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10 | 点击数:561
 

  

 《中国史诗》 ,仁钦道尔吉、郎樱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就“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这一问题发表过看法,认为以西方史诗源于神话来看,中国由于过于早慧,早早脱离神话时代,过上成人生活,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是普遍社会心理,所以史诗不发达就不难理解了。朱光潜先生的看法在很长时间里具有代表性,体现了以西方史诗为标准来做裁量的特点,而就其关注的主要为汉民族文化而言,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民族的角度着眼,中国是以主体民族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体,而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仁钦道尔吉和郎樱合著的这部《中国史诗》以丰富的资料向我们呈现了蔚为壮观的中国史诗的版图,不仅说明了中国有着种类繁多的史诗,而且表明中国的史诗有别于西方的史诗,形成了自身的传统。

  著者指出:“族群的事业与命运,是史诗世界的基础。”与此相应的是,全书勾勒出中国史诗的“诗群”现象,如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诗群。这些诗群的存在,凸显了不同民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族群命运的理解,对族群事业的关切。对此,著者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早期的如创世史诗、抢婚型史诗、考验婚型英雄史诗、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型英雄史诗等,中小型英雄史诗如婚事加征战型英雄史诗、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狩猎型史诗……从这些类型中我们可以窥见不同民族曾经的困境以及对困境的超越,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精神的特质。

  由于各个民族、不同部落的具体生活遭际不同,他们的史诗中即使是对同一个主题,也形成了差异性的表达。譬如,“英雄与马”是北方英雄史诗中永恒的主题,但在具体的史诗中表现却各有不同,像在《艾尔托西吐克》中马是英雄的守护神,而在《库尔曼别克》里,马则是英雄的生命,最特别的是《阔布兰德》中,英雄的妻子用最好的乳汁喂养马、亲自调教马,凝聚了母亲般的爱意。正是这样的富有差异的想象和表达,构成了中国史诗整体上的个性分明、丰富多样和绚丽多彩。

  这些不同的形象特质在根本上联系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可以说,中国史诗中凝结着的各种精神象征,蕴涵着的各种叙事母题,构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也成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丰富资源。就此而言,《中国史诗》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讲述,对理解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多样态文化资源的构成和文化融合,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资料。

  这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诗的传播所呈现出的文化地理学意义和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例如,著者指出,蒙古英雄史诗在形成过程中,有萨满教、佛教的影响,有突厥叙事文学的来源,有印度、波斯史诗和故事的影响,还包含汉族传说、评书和民间故事等因素.又如,藏族的《格萨尔》的传布造成了蒙古族的《格斯尔》,后者在传唱的过程中又丰富了蒙古族特有的内容;再如,乌古斯部落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在乌孜别克、哈萨克、土库曼、阿塞拜疆等诸多突厥语民族中均有传播。正如著者在描述突厥英雄史诗时所指出的:“一些部落史诗逐步演变成跨部落、跨部族、跨民族、跨地域的史诗。”从现代国家观念来看,有些史诗的传播甚至具有跨越地缘文化政治的意义,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跨文化交流空间有了更新的想象,对我们认识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国家认同有着重要的价值。

  书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史诗是以口头产生、发展并流传至今的活态史诗,这一生存状态是中国史诗与印欧史诗的主要区别。正因此,书中对每一种史诗的介绍,都尽量吸收了许多民俗学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成果,涉及对口传方式、说唱艺人、传唱仪式的描述。如对各个地区不同的《江格尔》演唱习俗、禁忌的描述,对“玛纳斯奇”(玛纳斯的演唱者)家族谱系的介绍。小说家马原在他的名篇《冈底斯的诱惑》中,写到沉默寡言的青年藏民顿珠,一次外出放牧,遭遇种种神奇之事后,突然想唱歌,开口就是格萨尔的传奇,仿佛他原就从师多年学唱这部恢弘的民族史诗。《中国史诗》让我们看到,马原的这一“虚构”实际上来源于史诗传唱艺人的普遍情况。如著者介绍巴扎8岁时昏睡七天,梦中受托,醒来顿悟,能够生动、流畅地说唱《格萨尔》。这种情形出现于多种史诗传唱艺人那里,被著者概括为“神授说”。这些虽带有传奇色彩,却共同说明了艺人们惊人的记忆力,也表明史诗的传唱自古以来口口相传,成为民族生活的有机部分,为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不绝的资源。

  在凸显“活态史诗”的存在状态的同时,《中国史诗》对各种史诗的不同文字版本也进行了详尽的溯源性梳理。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政府相关机构,对各民族史诗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著者介绍了许多外国学者对中国史诗进行翻译和研究的情况,尤其是对《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大型史诗的研究。在这样的介绍里,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本书著者视野的开阔,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一种对中国各民族史诗加强整理和研究的紧迫感。当然,我们更欣慰于像苗族口传的史诗《亚鲁王》被发现的情况,这类最新的一手的资料,在全书中随处可见。所有这些都在表明,著者力争为我们提供最新、最全、最完备的中国各民族史诗的资料。

  这是一部厚重的著作,不管是在中国史诗的观念表达上,还是在中国史诗的存在样态描述上,都堪称中国史诗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国的民族发展历史、民族文化和宗教、民族文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跨文化传播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性价值,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05月24日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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