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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和套格套]社会民俗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个案研究
——以额勒苏台嘎查为例
  作者:孟和套格套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08 | 点击数:1292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社会民俗与生态环境变迁中的额勒苏台嘎查察哈尔蒙古人的研究,力图反映镶黄旗与其他生态地域的蒙古族牧民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状态。文章又从额勒苏台嘎查牧民人口、村落、牧业生活、风俗习惯、生产收支变迁等视角来阐述当下牧区牧民生活现状,并对保护牧民生态环境和生态民俗等方面的政策与现行探索进行探讨。

关键词:额勒苏台嘎查;察哈尔;民俗;生态环境

作者简介:孟和套格套,现在内蒙古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内蒙古地区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展览与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士、内蒙古大学硕士、并修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课程。曾访学蒙古国立博物馆、日本学艺大学、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以及日本立正大学等地。


  内蒙古的乡村蒙古族主要从事着牧业、半农半牧、农业。他们在近百年里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涉及到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生态生活等每个方面,甚至思维方式、性格态度都呈现出变化的傾向。额勒苏台嘎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市)西南部,属镶黄旗(县),嘎查的社会民俗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可以视为该旗牧民生活变迁的缩影。该旗是一个毗邻农业县的纯牧业旗,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蒙古族人口比率多于汉族人口的旗县,且是内蒙古中现存少数可以在全县范围内通用蒙古语的旗县之一。正是这些特点引起了调查者的研究兴趣,并以其社会历史变迁作为关注的视角。

一、旗历史概况

  1.传统生活的历史时期

  现在的镶黄旗蒙古人多数属于察哈尔部蒙古人,他们是清代游牧于张家口以北的镶黄旗人、达布逊牧厂和牛羊群牧厂人的后裔。因此,首先需要了解察哈尔的历史以及清代牧群概况。

  关于“察哈尔蒙古”名称的来历,存在着很多解释:有的研究认为“察哈尔”一词源于蒙古语中的边界之意;也有研究者称其指汗王宫廷;又或者理解为“孩儿”之意等。多元化的解释反映了蒙古文化的丰富内涵,这也是吸引学者们的富于研究价值的课题。

  北元时期,达延汗统一蒙古左翼和右翼,分封诸子。如今的察哈尔蒙古属于当时的大汗部,至林丹汗战败后归顺清朝政府。1675年后,游牧于大同、宣化以北的草原。清朝政府对察哈尔的建置模仿满洲、蒙古八旗制,设立察哈尔游牧八旗。八旗分为两翼,左翼镶黄旗地辖东北,依次为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右翼正黄旗地辖西北,依次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每旗均设总管、副总管各一人,参照京师八旗之例,随人数设佐领、烧奇校等官职,所有官职由在京蒙古都统兼辖。1687年,设察哈尔都统一人,驻张家口。之后又把零散各部众编为数佐,分隶左、右两翼。为满足清朝政府的各种需要,在边外设立了多个牧厂。达布逊牧厂隶属于清代内务府所属三院之一的上驷院。牛群和羊群隶属于内务府庆丰司。并设总管一人以及其他官员,管理牧群事务和牧丁事宜。

  镶黄旗游牧驻地最初为啕喇庙(今河北省张北县东南)一带。乾隆年间,因坝下土地开放,又移居苏门峰(又名苏门哈达)。旗地所辖东起正白旗界,西到正黄旗界,南到正黄,镶黄二牧厂,北交苏尼特右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锡盟镶黄旗全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商都县和河北省康保、尚义二县的一部分。达布逊牧厂因有一盐池,故而蒙古名叫作“达布逊”(今商都县盐池),大约在察哈尔黄旗,正白旗南。约为现在商都、化德、张北和康保等县的交界地带。牛群大概游牧于现在的河北省张北县东部和沽源县西南部。羊群则游牧于今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附近。到清末为止,尽管察哈尔蒙古历经了颇多政局动荡和战乱侵害,但仍保留着追逐水草的游牧生活和文化,世界发展与变迁并没有对他们的民间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过多的影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镶黄旗部落的人口成分出现了一些变化:全旗二十佐领变为由察哈尔十佐、喀尔喀二佐、厄鲁特五佐、巴尔虎二佐、科尔沁一佐组成。

  2.传统生活方式的衰落

  镶黄旗和牧群蒙人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政治组织有了不同于北元政权时期的特点,但仍然沿袭着传统游牧生活的方式。尽管蒙古地区也有过一些农业,但“蒙古传统农业一直没有对其游牧经济构成威胁”。但在20世纪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中央政府的财政贫亏,清朝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弥补经济上的困难,这其中就包括对蒙古地区采取“移民实边”,并委派贻谷为垦务大臣。尽管伊乌两盟的强烈反对,1902年6月和10月对察哈尔左右两翼的开垦还是陆续展开。到本世纪末1905年末,部分原有的旗群和牧群成批北移,察哈尔八旗及境内官私牧厂土地,无论旧垦新丈大体丈放完毕。由于这种政策的推行,大批的汉族移民涌入蒙古地区,牧民被迫向北移居至现在的地理位置。1914年7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政令,宣布“察哈尔都统管辖兴和道,锡林郭勒盟,及察哈尔左翼四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各旗牧厂,达里冈崖,商都各牧厂”。1914年和1915年,北京政府前后公布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和《边荒条例》等法规文件,不久后又在察哈尔地区增设宝昌、康保、商都县,进一步推行了放垦蒙地政策。

  1928年,南京政府将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改建为察哈尔省。原直隶省下辖的宣化、兴和等十县划归察哈尔省,形成了16县、18旗、4牧群厂的基本建置。察哈尔省继续推行移民垦务政策,设立经济委员会,清理蒙地经界和发地照,确定土地所有权。1929至1931年间,察哈尔省陆续制定《蒙旗放垦办法六条》、《察哈尔省奖励蒙民种地办法》及《丈放锡林郭勒盟等处生荒以兴垦务而固边防案》,认为“此大段生荒,任其荒废,殊为可惜”,提出予以全部招垦丈放。1938年,据民国《申报年鉴》的统计数字,察哈尔省总户数394067户,农业户309109户,占比重78.44%。从此,镶黄旗和达布逊牧厂等牧厂的人们为了生存,逐步离开原驻地,并迁移现在的地理位置。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推动之下,1931年南京政府公布《蒙古蒙旗组织法》及其他法规文件,建立了蒙政会。之后蒙政会与绥远省发生冲突,并且受到侵略日军的引诱,导致部分蒙古贵族投靠侵略日军建立了“蒙疆政权”。这些行为也许对察哈尔蒙古上层社会带来某种利益,但对于普通牧民来说,多变的政治局势和战乱频仍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大批移民也由于种种原因结成少则四五十人,多则百余人的土匪进行抢掠,察哈尔牧民过着担惊受怕的贫穷生活。但也从日本学者梅棹忠夫著的《モンゴル(蒙古)研究》里,我们也能窥见当时察哈尔人仍然保留着传统游牧文化。

  194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临时人民政府成立,不久镶黄旗全境被解放。

  据1949年的统计,镶黄旗人口9086人,其中蒙古族人口9016人。而截至2005年:

  *其中蒙古族人口19037人。

  这半世纪中镶黄旗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全国快速发展的形势和地方政府有效的领导下,除了畜牧业外的工业、商业和矿业等其他行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具体可以从财政收入有所反映:

  2003年471万

  2004年3230万

  2005年5547万

二、社会变迁中的额勒苏台嘎查

  1、嘎查的社会变迁

  镶黄旗已经进入了其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时期。在这种发展下,“牧民们的社会生活如何?”这个话题变得更加引人关注。笔者考虑到调研旅程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等要素,选定了位于离旗镇近几十里的额勒苏台嘎查为调研点展开调查。

  额勒苏台嘎查地区生活的大部分民众都是达布逊马群牧厂人。据阿拉腾格日勒老人的回忆,1929年出生于嘎殊温(宝格丁高勒苏木),七岁时父亲被粟魅陵绑匪杀害,移居于西拉哈达(今化德县二道河乡),1945年移来额勒苏台嘎查自然村。当时,嘎查其他户也过着漂流不安的生活,比较稳定的在这生活的有35户。这些家庭中没有后代的占22.8%,这个数据接近1939年日本学者在镶白旗调查结果的20%。这些资料表明,当时社会的动荡对蒙古族人口的繁殖和传宗接代都有了严重影响。为了生存等原因有些户也移来移去,嘎查的户数到了20世纪七十年得到了稳定。人口变化表:

  额勒苏台以前的社会基层组织分为道伦胡都格保和额勒苏台保,道伦胡都格保为高乌苏甲和道伦胡都格甲;额勒苏台保则分为东西额勒苏台甲。1958年合并成为额勒苏台队,后改为嘎查。如今的额勒苏台嘎查主要由以下九个自然村组成:

  额勒苏台嘎查:高乌苏浩特(浩特为蒙古语自然村)

  道伦胡都格南浩特

  道伦胡都格北浩特

  温都日敖包浩特(1967年组建)

  巴彦敖包浩特(1978年组建)

  额勒苏台东浩特

  额勒苏台西浩特

  宝楞浩特(1972年组建)

  浩那顿浩特(1982年组建)

  额勒苏台嘎查以前的30多户增加为56户,分驻于9个自然村。牧民解放前生活贫困,根据日本侵占时期的调查,当时太仆寺牧厂75户察哈尔牧民里没有牲畜的8%,十只之内的40%,50只内有43%,二百只之内仅有9%。阿拉腾格日勒老人的回忆证明了额勒苏台的情况也基本符合上述调查。解放之后,牧业有了发展,因定居的需求,八十年代开始建设草库伦,到九十年代基本圈完草场。全嘎查草场82950亩,共计自筹图资金110——120万,圈完81000余亩。历年牲畜共数如下:

  *1949-1958年,牲畜主要集中为几个户所有。

  牧区基本社会组织和自然村的组建,展示了蒙古族牧民从游牧生活变为定居牧业生活的历史变迁。生产资料草原的使用权以生产队来划分是导致牧民定居的重要因素,同时为保护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充分占有,定居地也从中心位置逐步扩展到使用地的边缘。因此,牲畜被锁定在定居点周围范围内,这也许对提高生产力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也被认为是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原因之一。

  2、嘎查的民俗变迁

  额勒苏台嘎查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其社会民俗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变迁。根据笔者对额勒苏台嘎查的亲属称谓所做的调查。可见变化如下:

  祖父祖母:elunünče abu,elunünče momo

  爷爷奶奶:abu,momo

  爷爷系的称呼:

  哥哥和配偶:budugun abu,budugun momo(相同与姐姐和配偶的称呼)

  弟弟和配偶:jigahan abu,jigahan momo

  妹妹和配偶:aniy-a momo,jigahan abu

  奶奶系的称呼:

  哥哥和配偶:budugun nagaču abu,budugun nagaču momo(相同与姐姐和配偶的称呼)

  弟弟和配偶:jigahan nagaču abu,jigahan nagaču momo(相同与妹妹和配偶的称呼)

  爸爸妈妈:aaji,eme

  父亲系称呼:

  哥哥和配偶:budugun aaji,budugun eme(相同与姐姐和配偶的称呼)

  弟弟和配偶:abaga-a goog,bergen和šinaajai

  妹妹和配偶:abaga-a aga-a,horon-goog

  母亲系称呼:

  哥哥和配偶:nagaču aaji,nagaču eme(相同与姐姐和配偶的称呼)

  弟弟和配偶:nagaču goog,šinaajai

  妹妹和配偶:nagaču aga-a,horon-goog

  哥哥:ah-a和goog;

  姐姐:ag-a;

  弟弟:huu-deguu;

  妹妹:heuhen-deguu

  亲属称谓中存在尊重年龄,轻视辈分的现象。这也许是古老的蒙古族族群社会制度的遗留,有些相似于以成年为标志将个体真正纳入为氏族成员,这种尊重年龄,轻视辈分的现象也常见于各种集体活动中。受尊者称呼大部分是蒙古语,也有些满语;年轻者称呼里只有哥哥(goog)和嫂子(šinaajai)有汉语谐音。这种现象表明了蒙古历史社会变迁受外来文化的层次,应该是满蒙联姻及归顺清朝政府之后蒙古人逐渐学会满族称呼,近百年又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有了一些浅层的汉语称呼。(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族普遍使用汉语谐音称呼)嘎查里的称呼从蒙古传统蒙古语——满语——汉语,依次逐步演变着。在人名的使用方面,仍然是以蒙古语为主,也存在少部分藏语和满语名字。

  衣食住行等物质民俗也发生了变迁。游牧时期牧民都居住在蒙古包。在日本侵占时期,只有佐领一人住在土平房。1952年开始有些牧民住进自建的单间土平房,到1970年牧民都拥有并居住于一两间土平房。1982年开始陆续兴建砖瓦平房,至今已有80%的户住进了砖制房屋。屋里生火使用的燃料现在仍然以牛粪为主。解放前游居主要使用勒勒车作为交通工具,到八十年代开始有部分人用摩托车,进入九十年代后基本普及。在衣服装饰方面,到六十年代初期,当地民众基本上已经不再以传统蒙古服装作为日常装扮。八十年代后,为了参加各种喜庆,当地民众再度穿起了蒙古服,现在几乎每人备有一套。饮食方面,解放之前,有5个人的一户在一年里莜面100左右市斤、小米150左右市斤、炒米50市斤、两只羊,其余以白食奶食品充支。这较之1939年日本学者在太仆寺做的调查要低一些,也许原因在于太仆寺的农业较为发达。太仆寺的数据为每人每年莜面220市斤、白面51市斤、小米2斗、荞面36市斤、炒米2斗。现在,额勒苏台嘎查的人们的各种粮食、蔬菜和肉食大量增加,因此营养充足提高了他们的身高。据日本昭和十八年做的调查,察哈尔男子平均身高为164.01m,现在嘎查里的十几个男青年平均高为171.8m。

  人生礼仪方面也呈现出种种变迁。传统性察哈尔式的婚礼被称为“乡村婚礼”,在旗镇的饭店举行的婚礼则称之为“城市婚礼”。婚礼上的礼节基本保留着察哈尔婚礼传统,亲戚朋友们身着蒙古服,热情洋溢、兴高采烈地参加婚礼。礼品由传统的牛羊、衣服、布匹及酒逐渐改变为日用家电、牛羊和现金。新生小儿留发,到一或三周岁时剪发,并举行小型庆典,称之为“乌日博奈日”。嘎查里一般对四十九岁本历年以上和六十周岁以上的人行礼祝寿。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葬礼开始从佛教传入而形成的天葬转为火葬。火葬完三天后捡尸骨,从葬于五台山或附近山丘的好位置。

  节日民俗也有所改变。春节基本保留着蒙古察哈尔旧有礼仪,穿着蒙古服聚在一起,骑马或骑摩托车挨家挨户拜年。从上世纪的“破四旧”开始,从哈达和鼻烟壶来行礼的春节行礼方式被迫废止,转变为握手行礼。到五十年代,清明节前后有了祭公羊和接羔袋的习俗,一般以浩特为单位举行。阴历五月十三至二十五之间,嘎查的牧民们参加黄旗传统祭敖包活动,这个习俗规模有所变化,但还是传承到今天。以藏传佛教传统为形成的节日,在某些家庭里还不同程度地传承着。冬至,以家庭为单位,喝面茶吃肉,庆贺增加岁数。阴历腊月二十三举行祭火仪式,因住房条件的变化,搬到镇里的牧民对一些仪式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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