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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洪]西藏格萨尔说唱艺术抢救始末
  作者:杨恩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2-27 | 点击数:677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为重点的抢救民族民间文化的热潮在全国兴起,对著名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进行录音、记录、整理及出版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族文学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原秘书长杨恩洪记录的格萨尔说唱艺术的抢救过程。

  扎巴老人在北京。杨恩洪摄

  说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抢救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事业中,一个响亮的名字进入人们的视野———扎巴,这位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杰出代表,也是艺人中最年长者,他说唱的格萨尔内容丰富、故事起伏跌宕、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扎巴1906年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一个贫苦农奴家中,由于生活所迫,年轻时便离开家乡开始了漫漫流浪生涯,以说唱格萨尔为生。他的足迹遍及西藏高原的神山、圣地。

  民主改革时,他成为了一名道班工人。由于常年说唱格萨尔,在“文革”中被批斗。然而,扎巴退休后,凭着他热爱祖国、民族和人民的基本觉悟,凭着对格萨尔王执着的崇拜和敬仰,不顾自己曾经蒙受的责难,及被迫立下的誓言,在终止了十余年的说唱之后,义无反顾地重新开始了他的说唱生涯。

  这位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于1978年被西藏大学的前身西藏师范学院的教师们发现,1979年春正式成立抢救小组,开展了专门对扎巴说唱的史诗格萨尔进行录音、记录、整理及出版工作。

  为了使扎巴老人晚年能够专心说唱,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西藏师范学院把老人及其家人接到拉萨,安置了他的家人,解决了住房及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使他能够潜心于格萨尔的说唱录音工作。

  至1986年11月3日扎巴老人辞世,在这8年的时间里,他们共抢救扎巴艺人的说唱录音近千小时,计26部,至今已出版17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为后人研究活态史诗积累了极具价值、无可取代的宝贵资料。

  20世纪80年代持续8年的抢救,在扎巴老人浪迹高原、行吟说唱的生涯中,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幸福、最闪烁异彩的8年。他克服年老多病带来的困扰,竭尽全力,积极配合抢救工作小组,尽可能多地将自己记忆中保存的格萨尔故事留给后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扎巴老人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史诗记忆的珍贵篇章,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对养育了他成长的藏民族的深情回报,也是对给予民间说唱艺人崇高社会地位的伟大祖国与时代的无限热爱与感激之情。

  让格萨尔“活”在民间

  提到发现扎巴,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著名的藏学家———平措次仁及群培。

  1978年,平措次仁在西藏师范学院藏史研究室任主任。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他看到了一个小册子《国外藏学研究动态》,上面刊登了有关国外搜集、研究藏族史诗格萨尔的一些情况,感到国外相关研究好于国内,这有些本末倒置。而此时小有名气的说唱艺人扎巴来拉萨看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抢救格萨尔的机会,于是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在得到当时的师范学院拉巴平措等领导同意后,于1978年12月把扎巴请到师范学院进行录音。这就是扎巴老艺人被发现的初始。

  在西藏师范学院院领导的支持下,藏史研究室把抢救扎巴说唱的格萨尔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时任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组组长的多吉才旦同志资助了500元,西藏文联筹备组的负责人张耀民同志给了一台录音机,抢救格萨尔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1978年第一次请扎巴来学校说唱录音时,开始他不敢讲,因为在“文革”中,他曾被迫立下了誓言:“永远不再唱格萨尔,绝不再毒害别人。”经过耐心地解释,又经院教务处开出证明,说明这是政府请他来唱的,他才同意说唱。就在师范学院礼堂隔壁的会议室里,扎巴开始说唱了格萨尔的《门岭之战》,大约录了15天,由于当时的经费、录音技术等问题,没能继续完成录音,由工作组派强俄巴·次央把扎巴老人送上了返回林芝的班车。

  经过学校领导及专家对扎巴试录部分的鉴定,认为扎巴是一位优秀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他的说唱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抢救。于是在1979年3月下旬,当时的师范学院成立了由登真同志任组长,洛桑顿旦、扎西旺堆、强巴旺秋、强俄巴·次央为成员的抢救小组,赴林芝地区开始对扎巴进行录音抢救工作。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1981年。

  发现扎巴对全国的格萨尔抢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西藏地区是最早成立格萨尔抢救小组,并开展工作的省区。首先西藏自治区党委于1980年4月3日批复了自治区宣传部《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报告》,正式发出了1980年第5号文件,批转了宣传部的报告,决定成立抢救格萨尔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给予编制并拨专项经费,以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展。

  1980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主持召开的峨眉山会议(即全国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抢救格萨尔的工作还主要偏重于对文本的搜集、整理、翻译及研究上,当时代表西藏出席此次会议的平措(时任西藏师范学院宣传部长)汇报了发现会说唱31部的艺人扎巴并开始抢救的情况,给与会同志以极大鼓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扎巴老人作为第一个被发现的优秀艺人,被称作“国宝”,让人们看到史诗格萨尔仍然“活”在民间,仍在被民间说唱艺人传唱。此次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抢”字第一,在抢救工作方面,会上强调“应向西藏学习”。

  此后,学界开始意识到抢救说唱艺人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而全国的格萨尔抢救工作也开始把视角转向对于说唱艺人的抢救,此后才开展了在全国藏区对艺人的普查,以及格萨尔说唱艺人被请进研究机构进行专门的录音。

  在探索中抢救格萨尔

  对于抢救小组来说,录音、记录整理艺人说唱的格萨尔是个崭新的课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而对于扎巴来说,以往都是面对民众自然状态的说唱,此时要根据抢救小组的要求,面对着录音机说唱,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同时工作人员也需要与扎巴老人不断磨合,以共同完成抢救工作。

  合作之初,他们请扎巴说唱《门岭之战》部,待把录音部分笔录成文字后,登真老师发现内容不够连贯,前后有些矛盾,就向扎巴请教,当把第一页念给他听后,老人不满意地说:“这不是我唱的,我在西藏的艺人中不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也不是这个(他伸出小拇指),是这个(他伸出食指)。”意为他在西藏说唱艺人中,如果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起码是比较好的。怎么会唱成这个样子?后来登真把他的说唱录音放给他听后,他承认是自己没唱好。

  老人自有想法,他说,过去有权势的人记录过,没有整理好,如今抢救小组里,除了登真外都是年轻人,怎么可以做好?原来是老人不信任他们。经过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终于放下心来,认真与抢救小组配合,开始了录音工作。

  在抢救扎巴的实践中,小组成员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首先,考虑到扎巴年事已高,他们制定了抢救录音要择缺、择优的原则,没有按照史诗的前后顺序录音,而是首先录扎巴说唱的独具特色的部分以及他自己独有的章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扎巴说唱的两个珍贵孤本《霍齐巴山羊宗》和《巴嘎拉国王》被保存了下来,这是其他艺人说唱中没有的部分。

  录音、笔录、整理是最基本的三项工作。抢救小组作了分工,笔录主要由扎西旺堆和强巴旺秋承担,登真和洛桑顿旦做整理工作。经过长期、认真地工作,他们积累了三种本子:第一种是笔录下来的原始手写记录本,第二种是经过整理后的资料本。由于前两种本子都是工作人员用藏文手写体乌梅体写的,而出版社的打字录入人员看不懂这种文体,他们又请专人用藏文印刷体乌坚体重新抄录一遍,成为第三种准备出版的本子,这三种本子反映了抢救扎巴艺人工作的全过程,体现了他们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尊重与工作的细致入微。

  这三种本子忠实地记录了扎巴说唱的格萨尔从原始说唱形态到定稿为书面文本的全过程,为人们从事民间口传资料的整理积累了经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扎巴老人的杰出贡献

  在1979年至1986年的8年中,共抢救扎巴说唱26部(包括小宗),目前已出版17本,其中包括他独特的说唱章节,为保护藏族民间文化格萨尔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中,扎巴德高望重,被视为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杰出代表。他高大的身躯以及他那宽阔的胸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抢救格萨尔的工作中,他身兼多个第一:

  第一个被发现的藏族优秀艺人,被称为国宝,后被学者称为中国的“荷马”;

  第一位被请进西藏最高学府专门从事录音史诗的艺人;

  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舞台被世人认识:1985年2月28日在芬兰召开的纪念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的大会上,我国学者播放了扎巴的史诗说唱录像,第一次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了扎巴,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第一位获得政治荣誉的西藏艺人:1981年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同年当选自治区文联委员;

  第一位被追认为格萨尔杰出说唱家的藏族艺人:1991年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即四部委追授扎巴为“格萨尔杰出说唱家”。

  第一位在祖国首都北京为其召开纪念大会的艺人;1987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扎巴,一个旧时代的乞讨者,改革开放后不仅安居拉萨,而且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参与国是,他由衷地感谢国家给予的荣誉和地位。他曾经说:“在旧社会我是个穷要饭的,今天当了国家的主人,过去没有吃过的,今天吃上了;过去没有穿过的,今天穿上了;过去没有住过的,今天住上了;我要更加努力地说唱格萨尔,来报答这份恩情。”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积极配合抢救小组开展录音、整理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女儿白玛说:“我已经80岁了,照我的寿数,阳寿已尽,并且已经又过了4年,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多说一些。”为此,他不顾多病的身体,每日争分夺秒地说唱录音,甚至在生病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说唱。

  由于十余年没有说唱,加之身患疾病,要一部一部地唱出来,实非易事。毕竟多年不唱有些生疏了。为了说好每一部、每个情节、每个人物,他茶思饭想,以至在梦呓中也常在说唱。女儿白玛经常听到父亲在睡梦中时而说唱,时而与人对话,有时一声“啦嗦”过后,又唱了起来。可见说唱格萨尔已成为老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史诗与他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

  每当工作人员在记录整理中遇到不清楚的地方去请教老人时,扎巴老人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尽量解决笔录及整理中出现的每一个疑点。一般的格萨尔艺人,当你问到史诗的具体细节时,往往说不出来,需要唱到那里才知道。但扎巴老人却对格萨尔了如指掌,他总是有问必答。对于史诗中难懂的词汇,他都能一一予以解释。对于青海出版的《霍岭大战》,由于是许多学者一起整理的,与口头说唱存在差异,工作人员曾读《霍岭大战》给他听,他就会指出哪个关键部位缺少什么情节、内容。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更加抓紧时间录音,忘我地工作。每次从医院看病返回后,便会立即坐在卡垫上开始说唱。1986年11月3日,扎巴像以往一样坐在那里说唱,一会儿,他对工作人员扎西旺堆说:我累了,休息一会吧。扎西旺堆离开了房间,让老人休息。然而扎巴老人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他就坐在自己每天说唱格萨尔的那块卡垫上离开了人世。

  扎巴老人留下了近千小时的说唱录音,计26部,虽然没有完成全部说唱,但老人可谓鞠躬尽瘁了。

  如今,扎巴说唱的格萨尔录音及出版的扎巴本,作为藏族格萨尔口头传统的优秀代表,被保存下来,供后人欣赏、研究,成为格萨尔学领域最可宝贵的遗产,这些遗产的出版及传承又使扎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的慈祥、宽厚与豁达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为民族传统文化保存珍贵的历史记忆

  经过西藏大学30余年的努力,至今已出版了扎巴说唱本17部,编纂扎巴谚语集一部。几年前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康巴语频道转录了扎巴老人的说唱录音,制成节目播放,在康区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今扎巴的格萨尔吟唱依然回响在高原沃土,老人为民族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存人们心间。

  西藏大学为抢救工作、录音、记录、整理民间口传资料,进行了最初始的尝试,开创了全国抢救格萨尔艺人的先河,并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积累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宝贵经验,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一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队伍。

  从口头说唱到记录整理成文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当开始录音时,艺人口头说唱的故事十分生动,但一旦要字斟句酌地一句一句地写下来,就发现许多问题,如顺序混乱、意思不清楚、或是谚语上句或下句的缺失等。这就需要经常与扎巴沟通,从整体上了解该部分的中心内容、言语的核心意思,修改颠倒的顺序,做出符合逻辑的顺通工作。由于常年从事整理,登真与洛桑顿旦积累了许多经验。他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整理出的格萨尔本子,不仅要提供给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看,水平不高的人也要能看;同时,不懂文字的人以及儿童也要能听懂。

  扎巴说唱的史诗是没有目录的,后来为了后人阅读方便,工作人员在整理时加了上去,这样一方面便于阅读,同时也接近藏族的书写模式。具体的做法是:根据讲述内容分成一些自然段落,再根据每一自然段的内容概括出4句话,作为这一段的题记(目录),这4句也是符合扎巴的说唱特点,听起来具有韵律感。

  为了扎巴说唱本更加吸引读者,他们还尝试着在本子中插图。因为在传统的格萨尔手抄本中,一些比较精致的版本也有插图。他们把艺术系的老师丹巴饶旦请到抢救小组,专门从事扎巴本插图的绘制工作,从1980年到1985年,他先后为扎巴说唱的格萨尔《天岭》《诞生》《门岭之战》《松巴犏牛宗》《霍齐巴山羊宗》等部画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以传统唐卡的形式呈现的,如今,他与徒弟共同完成的21幅格萨尔唐卡,完好地保存在西藏社会科学院。

  从扎巴开始录音至今,这些磁带已经放置了30多年,为了防止磁带的消磁,他们作了多次转录,首先把当年录制的大磁带翻转为1小时的小磁带,后来又做了反复转录,目前在西藏电视台的帮助下,已经逐渐转为光盘。从而使这20世纪80年代格萨尔艺人扎巴的绝唱得到很好的保护。

  ■链接

  史诗格萨尔的历史回顾

  藏族史诗格萨尔在民间传承千年,主要是以口耳相传、代代传承的方式把史诗从远古带到现代社会,这主要归功于众多的文盲说唱艺人,是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史诗故事保存在大脑中,在浪迹高原、游吟说唱的过程中,把格萨尔保存并传播开来,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藏族百姓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由于在旧社会,民间大众文化得不到上层主流社会的重视,民间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靠流浪游吟说唱格萨尔为生,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西藏和平解放后,民间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改变,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了生活的基本保障。

  上世纪50年代末在青海率先开展了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抢救运动,其间搜集出版了多种藏、汉文本,成为传世的珍贵资料。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政治风暴又摧残了这一正含苞待放的奇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如一场适时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给濒临消亡的史诗格萨尔带来了新的生机。1980年5月,全国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在峨眉山召开,从此,一场以格萨尔为重点的抢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工作蓬勃展开,这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界是史无前例的。

  198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以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之后在全国乃至史诗流传省区成立了《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支持与重视;在全国藏区形成了“格萨尔文化热”,使这一抢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在广泛普查的基础上,不断发现艺人,搜集版本,以及出版和研究随之展开,在我国抢救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堪称史无前例、成绩令世人瞩目。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7-12-18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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