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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娟]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
  作者:张志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2-11 | 点击数:1414
 

主编推介:本期新青年,张志娟,女,湖北黄陂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领域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民俗学学术史。本文是一篇学术史力作,开辟了西方视角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研究领域,很有价值。


  摘要: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至少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和西方的。综合考虑学科意识及与中国学界之关系,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1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现有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土一线,发掘并建构出这被忽略的第二条线,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学术史的既有认知,亦可从两条线的分离与聚合看中西文化交流,关照本土民俗学的立场,还有助于考察学科内在理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西方汉学;分期
 
  自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民俗的搜集和记录已由传教士先行一步,但直至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有意识的民俗学探索,即现代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民俗研究。
 
  西人对中国民俗的研究有着与本土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发展脉络,其论著部分为中国学者所知,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直接先导或平行参照。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至少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主线)和西方的。西方的中国民俗研究生发较早,是欧洲民俗学对神秘东方的远征。起初,作为比较民俗学世界版图中的一块,它采集中式素材补完西式构建,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关联极为有限。但对中国了解愈深入,中国民俗的自足性和独特性愈显明,中国被称作民俗学者的“乐园”或“理想之地”。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到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对中国民俗的记述,中国歌谣运动的新发展也适时地被译介并刊载——两条线自此有了交集。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后,随着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改革、国际汉学与中国学界往来日增,依托教会大学和部分汉学机构、团体,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研究者和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更频繁、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双线并进,彼此交融。
 
  长久以来,中国民俗学者只见主线,而鲜少留意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发掘并勾勒出这被忽略的第二条线,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学术史的既有认知;亦可从两条线的分离与聚合看中西文化交流,观照本土民俗学的立场;还有助于考察学科内在理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几乎在中国民俗研究的所有领域,西方人都走在本土学者前面,虽然他们带来的影响唯余一小部分有据可查,但即便了无确证,中国学者多年后在某些议题上的主张仍仿佛是对西方先行者遥远的回应。
 
  综合考虑学科意识及与中国学界之关系,笔者将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1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
 
  一、确立期(1872-1892)
 
  1872年,《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在香港创刊,首期便登载了对广东语词迷信的介绍,并征求中文双关语、笑话及有关鞭春牛习俗起源的解释。第二期,主编戴尼斯(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刊发了一则题为“中国民俗学”(Chinese Folk-lore)的启事,声称“本刊编辑正在准备一系列关于中国民俗的论文,如若通商口岸的居民能够告知目前出版物中所没有的事实,编辑将十分感激。有关日、月、年的迷信,幸运数字,咒语,巫术,新年仪式,幽灵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的材料最受欢迎。我们对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将表示诚挚的谢意。”
 
  搜集结果戴尼斯未作说明,只是陆续登出一些双关语、谜语、谚语、歌谣、婚俗、神话、街头叫卖、民间故事及相关评介。该刊第3到5卷,他以“The Folklore of China”为题分10篇连载了自己研究中国民俗的专题论文。杨堃将“Folklore一词之传入中国”追溯至“1874年”“德尼斯”开始在《中国评论》上发表论文,大概是没读到更早的启事。
 
  考虑到“folklore”专名的应用、倡导者鲜明的学科立场及活动后续影响,本文将1872年定为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点。
 
  西人对中国民俗的研究兴趣与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本土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戴尼斯,他熟知格林兄弟、缪勒等人的著作,认为“以比较研究为目的的民俗学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在很多国家展开,是时候将中国纳入其中了”。而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后,身为学会驻香港的秘书,骆任廷(James Haldane Stewart-Lockhart,或称骆克)再次通过《中国评论》发出号召,想要倚赖欧美所有在华侨民的支持,“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各地特有的民俗资料。每份资料都别具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事实链的一环,或能从中推演出关于中国民俗的总体阐释。”为统一行动以便尽可能完备地获取相关资料,骆任廷借鉴民俗学会的出版物,列出一份分类大纲,将民俗分为四个部分,以下细分若干小类,希望在此纲要的指导下夯实基础,形成中国民俗在事实及特质归纳方面的基本架构。为争取更多读者,这份公开信还被译成法语。
 
  骆任廷热切期望中国人也能参与搜集工作,因此特别准备了一份中文版的告示:
 
  “有民风学博士问于余曰:先生居邻中土,其国之大与物之繁固尽人皆知也,惟始则列藩,继则混一,圣贤代出,骚雅接跡,其间俗之所尚,各有异同。古今仪礼岁时,载籍亦博,等而下者,即童子歌谣、猜谜、戏术、占卜、星推与专论或旁及此等事之书,靡不备具,子其逐一举以相告乎?余即以耳目所及并载此等事之书目陈之,而博士犹以为未足。故于公余之暇,特将其原问之旨分列条目并略注其梗概,以便依样裁答。想诸君子爱我,谅毋金玉其音。泰西骆任廷谨识”
 
  具体分类为:“一世故:常人故事(平民及六畜等事),豪杰事迹(如郭令公福寿之类),歌谣(如采茶竹枝词、猺歌等类),地方故事(古迹之类);二风俗:各方风俗(如婚丧祝嘏各事),岁时纪(如年节亲朋交际之类),礼仪,戏术(如童子玩弄及戏法之类);三习俗:鬼祟,巫覡(如召亡降神之类),星占,笃信吉凶(如符箓、小儿钳钏、崇祀竹木之类);四俗语:成语(如泾渭宜分、补天浴日之类),古语(如飞不高跌不伤等类),童谣,谜语,混名(如水浒传母夜叉,又鱼头参政之类)”。
 
  响应戴尼斯和骆任廷的外国侨民很多,身份遍及传教士、外交官、港府职员、学者、医师等等,国人的反馈则相对有限。《中国评论》为数不多的中国作者中,“Hung Mao-Tsz”“老广东”“毛锡九(Mo Sih Chiu)”和“Wong Fan”分别提供了双关语、习俗、迷信、谚语等方面的材料和说明。而在汉语世界,骆任廷发布告示当年,《申报》登出一篇《述豪杰事迹应泰西骆任廷问世故之一》,作者佚名且文稿不全。该文实为金石学家叶昌炽所作,完本后收入《缘督庐秘乘》,其内容虽近乎忠义传而非民间文学,但泰西骆任廷之影响可见一斑。香港本地的中文日报(Chang Ngoi San Po)同样表现积极,其编辑特设专栏,参照英国民俗学会之列表(骆氏中译)讨论民俗的诸多事象。这些文章后来被骆任廷译成英文发回伦敦,登在学会的《民俗》(Folklore)专刊上。骆氏还建议民俗学会在中国增设秘书,加强与地方出版业的合作,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学会提供资料支持,以服务于本国目标的实现。
 
  至于戴尼斯1876年由连载论文结集出版的大作“The Folk-lore of China,and It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近半个世纪后还出现在早期中国民俗学者的书桌上。茅盾自承对神话研究的兴味“是被几本英文的讲中国神话的书引起来的”,其中“经得起批评”的两本之一便是“腾尼斯”所著“内有一部分是论中国神话与传说的”《中国民俗学》。茅盾认为它“材料倒很丰富,然可惜太杂,有些地方又太简。我不能恭维这部书。”赵景深却觉得,同是应用雅科布斯的型式,“谭勒的《中国民俗学》”将民间故事分为八大类、十七式,这种先研究大类的方法比分得过于仔细、“漫无系属”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要好得多。因此收到钟敬文与杨成志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后,赵景深特意撰文向他们介绍了作为“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的“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
 
  遗憾的是,以上未见载任何民俗学史。
 
  第一阶段以《中国评论》上戴尼斯的启事为起点,但同期甚至稍早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也发表过一些民俗学论文,如叶慈(M.T.Yates)的《祖先崇拜与风水》,Sinensis的《中国神话》,又有中国俚语,谜语,谚语之哲学及对广东节日的介绍等。期间还有两部影响很大的俗谚专集出版:沙修道(W.Scarborough)的《中国谚语集》(A Colletion of Chinese Proverbs,1875)和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1888)。
 
  此外,搜录中国民歌的先驱司登得(G.C.Stent)于1874、1878年先后推出歌谣集:《二十四颗玉珠串》(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Four Beads:a Collection of Songs,Ballads,etc.,from the Chinese)和《活埋》(Entomb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