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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鹏程]怀旧、反思与消费:“民国热”与当代民国名人轶事的制造
  作者:祝鹏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22 | 点击数:322
 

摘   要:在“民国热”的影响下,关于民国政要、文人等精英人物的趣闻逸事广泛地流传在通俗读物、电视节目、网络节目等大众媒体上,其中有大量荒诞不经的谣言。这些虚构的民国名人轶事是民国怀旧的产物,承担起了历史反思和娱乐消费的双重功效,寄托了中产阶级重新评价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意愿,也表达了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不安与焦虑。在大众消费历史的需求下,关于民国的叙事越来越传奇化、娱乐化,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与情节由此产生。轶事的编造者们毫无保留地拥抱了消费主义,历史反思因此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效果,反而被娱乐所解构。中产阶级对“民国范儿”的想象并未突破“修复型怀旧”,这种白日梦并不具备对于当下的行动力与召唤力。

关键词:民国名人轶事;怀旧;历史反思;娱乐消费;谣言

文章编号:1003-2568(2017)05-0028-08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祝鹏程,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732


  在民国怀旧热潮的激荡下,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民国名人轶事。这里说的“民国名人轶事”,是指关于民国政要、文人等精英人物的趣闻逸事,如今在新旧媒体上广为传播,其制造和传播者强调这些轶事曾经被权力压制,如今再次被发掘出来。然而,传说、轶事和谣言向来具有亲缘关系。仔细辨识起来,当下流传的民国名人轶事里有大量虚构成分,比如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爱情的传闻,称蒋介石为了示爱特地在南京修建美龄宫、种植梧桐树的美谈,经不少历史爱好者的考证,已经被证明是谣言;影响极大的梁思成以德报怨,在“二战”时拯救奈良、京都免遭空袭的佳话,也被人考证出是“一个疑点重重的神话”。这些带有虚构色彩的趣闻轶事高度赞扬民国,且比正史的论述更具传奇色彩,往往颇受大众的喜爱。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真假莫辨的民国名人轶事成为一种“现象级”的话题。比如,关于《刘文典飞踹蒋介石》的美谈:

  刘文典,1928年他因所任的安徽大学闹学潮,被蒋介石叫过去谈话。他当面顶撞蒋,并大骂蒋是大军阀,被蒋扇两耳光。他飞踹蒋下身。刘文典的下场是以《治安条例》打架斗殴论处,关七天,出来后去清华任国文系主任。

  这则言语夸张的轶事不仅出现在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等关于民国的通俗读物中,还在微博等新媒体中频频露面,其影响不可谓不广。

  这些虚假的民国名人轶事篇幅长短不一,有的只有三五句话,有的篇幅颇为可观,有的独立成篇,有的被镶嵌在各种真实的史料中,都带有浓厚的怀旧色彩,是制造者立足当下,将过去浪漫化的产物。所以对其辟谣非常必要,同时我们还需要对谣言背后的社会因素做充分的揭示。本文将借助怀旧(nostolgia)的相关理论,把这些轶事看成与当下的社会情绪和文化生态紧密相关的产物,分析其制造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窥探这些谣言背后体现出的怀旧情绪和历史反思与消费主义的复杂关系,才能发现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民国热”:徘徊在反思与娱乐之间的怀旧

  我们要讨论的民国名人轶事产生在“民国热”的潮流里,故有必要先分析“民国热”的产生。从《大宅门》《金粉世家》等民国影视剧的热播,到商务、开明等老出版社教科书的畅销;从陈丹青等人对“民国范儿”的高举,到新旧媒体对民国故事的反复书写,对民国的想象和缅怀近几年来“高烧不退”,似乎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民国热”是怀旧的一种体现。在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努力下,怀旧与当下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怀旧不同于单纯的溯源与回忆,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呈现,是通过回忆和回顾达成的情感付出。怀旧者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将过去理想化,以此达到新的目的。由此观之,“民国热”所怀念的民国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民国固然结束了帝制,为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可能,但它的综合国力又是极弱的,中央政府缺乏全国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所以,真实的民国是一个摩登与野蛮、上流与底层伴生的时代。而“民国热”则将民国塑造成一个虽然政治动荡,却充满人文精神和创造力的时期——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个个都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精神气质。“民国热”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对历史的“演义”与美化成分,它屏蔽了底层的存在,把光鲜与腐朽伴生的年月涂改成了文人政要摇曳多姿、顾盼生情的黄金时代。

  “民国热”是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去政治化”,传媒资本勃兴,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产生的。它的兴起不外乎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后革命”时代“去政治化”思潮的影响。近四十年来,随着革命话语影响的减弱,中国社会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向,一部分人开始以另一种视角评价现代中国的历史。“民国热”的助推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白领等精英阶层,其中鼓吹最有力的是陈丹青、张鸣、高晓松、袁腾飞等知识分子。这些文化精英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并抱有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对于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们时常展开批评,希望获取话语权以影响公众。于是,他们选取曾经的“旧社会”——中华民国作为参照系,重新挖掘民国的价值,来反思当下社会的得失。正如史学家叶文心所说:尽管“民国怀旧浪潮未能完全捕捉那个时代的困难和困惑”,但确实“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其次是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体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主义的兴起,娱乐和消费是怀旧的重要动力,“民国热”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消费历史的热情。民国距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时间的跨度让“听白头宫女说前朝遗事”成为可能。民国遗事从尘封的历史中被打捞上来,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老电影、旧照片中的光晕被当成历史的真实。名宦巨贾的成败起落,文人名媛的悲欢离合,极大满足了消费主义时代民众的好奇心;而《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媒体的介入更是为怀旧提供了展示和传播的平台,无论是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神话”的制造,还是《最后的贵族》《伶人往事》等怀旧文字的传播,都离不开媒体的造势。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体的结合让“民国热”如虎添翼,放大了其影响,也增强了其娱乐性与消费性。

  大众把民国作为怀旧对象,正是因为那个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历史反思与娱乐消费的双重资源。在“民国热”的怀旧氛围中,我们能嗅到浓厚的政治批评气息,也能看到热潮背后的审美价值与猎奇色彩。正如陈丹青的这段话所说:

  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

  反思与娱乐这两种因素深刻烙印在各类关于“民国热”的叙事中,也形塑了编造民国名人轶事的策略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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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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