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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亚瑟·哈图
  作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10 | 点击数:129
 

      亚瑟• 哈图,全名亚瑟• 托马斯• 哈图(Arthur Thomas Hatto),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史诗专家。哈图是一位百岁世纪老人,1910年2月11日出生在伦敦的一个律师家庭,2010 年去世,享年100 岁。他一生经历丰富任职多数,其中,历时最长的是在母校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Universityof London)的任职。1938 年哈图被任命为上述学院德语系主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断,1945年再次回到玛丽皇后学院重新建立德语系,并担任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文学系的理事,同时还是伦敦大学中央研究基金神学艺术委员会(Committee fortheology and arts of the university's central research fund)的成员,到后来还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一直到1977 年退休。此前,1932 年至1934 年,哈图还曾在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教英语。1965 年他在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做过客座教授,1976年在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Society)讲授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1977年退休时,因为研究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英雄史诗而成为利弗休姆基金会(Leverhulme foundation)的名誉会员,1978 年参加了乌戈尔社团(the Finno-UgrianSociety)和波恩大学中亚语言和文化学会(Seminar for Central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t the Universityof Bonn)。

      哈图出身于优越家庭,而且从小聪明伶俐、思维敏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父母迁到了苏塞克斯郡(Sussex)的一个小村庄,经历了一段被大自然洗礼唤醒的情感历程。也因为那段乡村生活他更能理解古代诗歌所反映的人物形象和情感。长大后,亚瑟• 哈图进入大学,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College London)学习德语,师从中古史学家弗雷德里克• 诺尔曼(Frederick Norman),1931年获得学士学位。1934年哈图获得伦敦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与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姑娘玛格特•法伊贝尔曼(Margot Feibelmann)相识,并于1935 年结婚,育有女儿简(Jane)。玛格特陪伴哈图一生,直到2000 年去世。

      哈图的学术成就和杰出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厚的德国语言文学功底和造诣。第二,对于《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和翻译。第三,对于史诗理论坚持不懈的探索和研究。第四,组织高水准的国际史诗讲习班,将世界各地的史诗作为重要的学术话语加以发掘和弘扬,为史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做出了贡献。

      1937年他在《伦敦中世纪研究》(London Medieval Studies )上发表了关于古高地德语音素音位分析的文章。最初人们对哈图的认识也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哈图对于德语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翻译古典文学作品,其中古代德语民间史诗中最具影响的三部作品的英译,即《特里斯坦》(Tristan)、《帕西发尔》(Parzival)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和《尼伯龙根之歌》(The Nibelungenlied )就出自他的手笔。这三部书的译著分别在1960 年、1980 年、1969 年由企鹅经典出版社出版。哈图因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20 世纪流行的英语诗歌的形式而备受读者欢迎,很快风靡英语世界,成为德语民间文学的经典英译而享誉世界。

      哈图是西方学者中对《玛纳斯》史诗研究最有建树、成果颇丰的一位。他通过德裔俄罗斯学者维. 维. 拉德洛夫(V. V. Radloff)和沙俄时期哈萨克乔坎• 瓦利哈诺夫(Chokan Valikhanov)于19 世纪中后期搜集的文本对《玛纳斯》史诗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从1969 年开始,他在西方各国的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了《阔阔托依和包克木龙:吉尔吉斯(柯尔克孜)两个相关英雄诗的比较》(“Kukotayand Bok Murun:A comparison of two branches of heroic poems of Kirghiz”)(《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第32 期,第一部分,第344—378 页;第二部分,第541—570 页,1969 年);《玛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Manas”)(《亚洲研究》,新系列,第14 期,第217—241 页,1969 年);《阿勒曼别特、艾尔阔克确和阿克艾尔凯奇: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英雄史诗系列〈玛纳斯〉的一个片断》(“Almambet,Er Kökčö and Ak Erkeč: An episode from the Kirgiz heroic cycle of Manas”)(《中亚学刊》,第十三期,第161—198 页,1969 年);《阔阔托依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原型》(“The Kirgizoriginal of Kukotay found”)(《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第 34 期,第 379—386 页,1971 年);《阔兹卡曼》(“Köz-kaman”)(《中亚学刊》,第十五期,第一部分,第81—101 页,1971 年;第二部分,第241—283 页,1972 年);《赛麦台》(Semetey)(《亚洲学刊》,第一部分,第18 期,第154—180 页,1973 年;第二部分,第19 期,第1—36 页,1974 年);《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交牢依汗〉史诗中的男女英雄系列》(“The catalogue of heroes and heroines in the Kirgiz ‘Joloi-Kan’”)(《阿尔太学论文集》,第237—260 页,威斯巴登,1976 年);《19 世纪中叶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的情节和人物》(“Plot and character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Kirghiz”)(《亚洲研究》,第68 期,第95—112 页,威斯巴登,1979 年);《玛纳斯的婚姻和死而复生:19 世纪中叶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The marriage,death and return to life of Manas:A Kirghiz epic poem of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突厥学》(Turcica),第一部分,第十二期,第66—94 页,巴黎、斯特拉斯堡,1980 年;第二部分,第十四期,第7—38 页,巴黎、斯特拉斯堡,1982 年);《1856—1869 年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Epithets in Kirghiz Epic Poetry 1856—1869”)(《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第二卷,第71—93 页,1989 年);《英雄史诗诗歌的剖析》(“Towards an anatomy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第二卷,第145—306 页,1989 年)等一系列论文。此外,他还于1977年将乔坎• 瓦利哈诺夫所搜集的文本转写成国际上通用的国际音标,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加上详细注释和前言,以《阔阔托依的祭奠:一部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The Memorial Feast for Kökötöy-Khan(Kökötöy dün Aš􀀀):A Kirghiz epic poem”] 之名在牛津大学出版。这是“阔阔托依的祭典”首次被127翻译成西方主要语言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1990 年,他又以《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The Manas of Wilhelm Radloff:re-edited,newly translated and with a commentary )为名,在威斯巴登翻译出版了拉德洛夫搜集的文本。书中不仅附有详细的注释,而且还有原文的拉丁文转写。原文和引文对应,为不懂柯尔克孜语的西方读者和研究学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玛纳斯》著作。这本书也成为20 世纪末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史诗必不可少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成为这位1910 年出生的资深教授研究《玛纳斯》史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及中亚地区,而乔坎• 瓦利哈诺夫和拉德洛夫对《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研究局限在俄语世界,没有把它推进世界学术圈。哈图作为西方英语世界知名的史诗学者,在世界史诗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译介研究将《玛纳斯》史诗真正推向了学术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图是《玛纳斯》史诗走向世界的关键人物,是继N. 查德维克之后西方学者中研究《玛纳斯》史诗的佼佼者。

      哈图在翻译研究德国史诗和柯尔克孜族史诗过程中对于史诗内部结构、语言特点、修辞特点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国际史诗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最重要的史诗学理论研究和观点可见于他自己主编的两卷本史诗研究著作《英雄诗和史诗传统》(Tradition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中。洋洋百万字,分别于1980 年和1989 年由伦敦大学出版,被列入西方著名的“当代人类学研究会”丛书之中的两卷本著作堪称20 世纪80 年代西方史诗学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这不仅因为哈图是主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编写这部专著的学者都是当时在世界史诗学界叱咤风云的大家,并且均为1964 年至1972 年之间参与并担任哈图主持的伦敦史诗讲习班的主旨演讲人(后文介绍)。编入此书的哈图本人的研究成果有若干篇,主要是:《中世纪的德国》(“MedievalGerman”),《英雄诗及史诗传统》,第一卷,第165—195 页,1980年);《柯尔克孜(吉尔吉斯):19 世纪中期》(“Kirghiz:Mid-nineteenth century”)(《英雄诗及史诗传统》,第一卷,第300 —327页,1980年);《1856—1869年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Epithets in KirghizEpic Poetry 1856—1869”)(《英雄诗及史诗传统》,第二卷,第71—93 页,1989年);《英雄史诗诗歌的剖析》(“Towards an anatomy of heroic and epic poetry”)(《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第二卷,第145—306 页,1989 年)等一系列论文。不难看出,哈图的史诗研究既有宏观、系统、深层的史诗文本构成的微观诗歌结构分析,也有进入个案的具体史诗文本的研究和史诗文类的理论总结。仅从其通过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文本分析而对于史诗中的“epithet(国内译作特性形容词、属性形容词、特性修饰词、表型描述语等)”的总结就能看到其对于口头史诗研究的深厚功底以及细致而严谨的学术态度。他在《1856—1869 年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一文中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修辞学、史诗学、神话学、宗教学知识,从多学科的角度对《玛纳斯》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传统层面上将史诗中的特性形容词分为十三个不同的类型:1. 传统的型(traditional);2. 传统变异型(traditional, yet varied);3. 变换型(transferred);4. 重新解释型(reinterpreted);5. 分解型(disintegrated)(从功能层面上);6. 赞颂型和诋毁型(laudatory and defamatory);7. 循环型(cyclic);8. 虚循环型(pseudo-cyclic)(在形式上);9. 简单型(simple);10. 复合型(multiple);11. 缩略型(short versions);12. 特定型(specific);13. 一般型(generic)。哈图对每个类进行了科学的比较研◎ 亚瑟•哈图128民间文化论坛 ┃ 2 017 年第3 期究以及比较深刻的分析和阐释a。在这里,亚瑟• 哈图的研究是从史诗内部结构出发的,突破了过去史诗学者对文本进行文学式研究的传统,开始透过文本思索背后的文化传统和史诗演唱的现实关系。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解读剖析,他给我们展示了活态的史诗在口头传播中如何发生变异;优秀歌手和普通歌手相比,语言的丰富程度表现在哪些方面;歌手又是如何将民族的信仰、传统编织进诗行中等口头史诗创编的核心因素。

      哈图主编的上述两卷本史诗学专著均为1964年至1972年之间在“伦敦史诗研讨班(LondonSeminar on Epic)”上宣读交流的学术论文,而伦敦史研讨班是哈图在史诗领域的另一重大贡献。这个研讨班的起因是1963年10月29日,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和亚非研究院共同举行了一个题为“历史与史诗:它们之间的关联”(History and epic: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的研讨会。与会代表在会上集中而热烈地讨论了莫里斯• 鲍勒爵士(Sir Maurice Bowra)的《英雄诗歌》(Heroic Poetry ),鲍勒对史诗传统的理解和阐释得到了与会学者广泛的称赞,但是他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古印度及西非的史诗。“只有合作才能全面认识史诗的实质”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于是,大家一致倡议组织研讨史诗的系列讲座。这个倡议会后很快得以落实,亚瑟• 哈图(A. T. Hatto)、刘易斯(B. Lewis)和西蒙兹(E. H. S.Simmonds)联名向世界各地的知名史诗研究者发出了邀请通知。通知指出:克尔(W. P. Ker)、安德烈亚斯• 赫斯勒(Andreas Heusler)、杜尔奈森(R. Thurneisen),查德威克(Chadwicks)、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鲍勒(C. M. Bowra)和日尔蒙斯基(V. Zhirmunskyz)在史诗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目共睹,其他人难以超越,为了进一步促进研究,倡议搭建一个史诗研究平台,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努力。很快,这个倡议也得到落实。1964 年6月22日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的史诗学者都表示要为这个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活动做出自己的贡献。于是,著名的“伦敦史诗研讨班”得以建立并连续召开会议直至1972年3月21日末次活动,历时8年。哈图自始至终担任这个讲习班的主席,足见他在当时史诗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在哈图等人的精心策划和严密组织下,在各国史诗学者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研讨班敞开门户,让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史诗专家作为主讲人在研讨班上主讲自己的研究内容。从1964年到1972年,研讨班共举办专家讲座31次,其中除了哈图外,其他任何一位学者都不曾做过两次报告,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同行相互学习、交流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研讨班相互促进、相互启发的学习精神。鲍勒、日尔蒙斯基、劳里• 杭柯、海西西、洛德、帕里等史诗学界巨擘都曾在这个讲习班中做过讲座。讲习班最突出的特点是,每次会议由一位学者做一次讲座,然后大家进行充分地讨论。内容涉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古希腊、俄罗斯、中亚、西班牙、泰国、苏美尔、芬兰、古代法兰西、蒙古、斯瓦希里(非洲)、古印度、日本、古代阿拉伯、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史诗传统。伦敦史诗研讨班集结了世界上二十多位顶尖的史诗学者,其学术影响涉及史诗学、口头诗学、人类学、文学、美学和宗教等。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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