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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文明比较,还是文化偏见?
  作者:王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13 | 点击数:162
 

  一晃十年了,一直教着一门课“中西文明比较”。这课程原是一对美国老夫妇设计的,英文名叫“WesternCivilizationwithChineseComparison”。老两位倾注了心血,特意编撰一套英文教材,还在国内出版了。后来年龄大了,外国专家局不肯再发签证,老两位只好忍痛移交。课程交接时,我去他们课上,偌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坐满学生。是必修课,整一学年的研究生都来上。隐隐地,我感觉某种情绪在教室里弥散。后来,自己上课就明白了,第一次课有学生诘问:到底什么是文明?这门课想说明什么?其实,翻一翻字典,各种“文明”解释汗牛充栋,能编出个小册子。有的说“civilization”一词出自拉丁语的civilis,指城市(civitas)或市民(civis),与狂野荒蛮之蒙昧对立,乃法国人十六世纪的创造。有的说,本词描述“有组织、有系统的高级文化和制度”之类。如此说,无异隔靴搔痒,学生越听越糊涂。翻开外教编的教材,从色诺芬、柏拉图到德里达,从孔、老、庄到毛泽东,世界名人典籍均有摘录,厚厚一大本,图文并茂。别说学生如坠雾里,我也才看了十几页,就揪下了一把头发。是啊,这书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最能对付,任务既接下来了,硬着头皮也得上。每学年总结经验,改进教学形式和内容,一直在修修补补。知识单元越来越细分,突出专题讨论,问题与具体现实勾连,让课程更具操作性。内容也年年更新,讨论日臻尖锐,但终未逃出耳熟能详的“文明”框架。其实,无论材料多新,话题设计再刁钻,倘不揭开“文明”的面纱,学生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挂着“文明”的羊头,底下卖的是什么货色?让学生泛泛了解点中西文化?有名无实地比较一下中西文明史?我知道有不少学校开了这门课程,有形而下者,上悬“文明”大旗,课上摆摆西方国情的皮毛,甚至连待人接物、餐桌礼仪、烹调食谱之类也统统塞给学生,美其名曰“文明素质教育”。别以为学生年少可欺,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第一次上课,就有学生发难:看似平等对待中西文明,不偏不倚,其实课名已道破实情:“WesternCivilizationwithChineseComparison”——参照中国文明宣讲西方文明,课本的西方部分尚有线索,章法有度,到了中国部分,净是些阴阳、气血、风水、二十四孝之类,神神道道,不知所云。
 
 
  平心而论,外教隔岸观火,不懂中国文化脉络,情有可原。西方汉学有大量扎实厚重的英语文献,替换课本上的中国部分并不难。准备课件时,留心援引扎实的汉学成果也就是了。但问题并非出在是否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上,而在于我们的“文明观”本身。一年年课讲下来,体会越来越深,开口闭口讲“文明”,什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文明进步、文明行为,似乎是讲“道德”“高雅”“修养”等褒义,也即中文原有之意。当我们在civilization对译的含义使用时,意义就不同了,是晚清引进的日文。民初,国人以“文明”对应“洋务”,文明戏、文明帽(礼帽)、文明火(火柴)、文明车(自行车),径直可翻成“洋”字。后来,“文明”的地位渐渐攀升,有“高大上”的意味,暗含“先进”———即以西方文化为标尺的判断标准,文明代表“进步”,如果西洋是历史时间轴上的“未来”,“东方”则身处“过去”,文明乃历史脚步的方向标,已深深嵌入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西文中的文明也很“中性”,随十九世纪考古大发现,civilization一词演变了新意,命名曾高度发达过的古代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希腊、中国文明。如此用法表面带有学术客观性与描述性,却暗含了“过去时态”——曾经文明,才与“民心”并行不悖。在形容词格上使用“文明”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便呼之欲出,何为先进、孰为落后、怎样进步、如何保守、谁更开明、哪个野蛮,无不隐含其中。
 
  谁认真追究过这满负偏见的概念的缘起?“文明”怎就成了我们判断良莠的标准?尼采写过《道德的谱系》,对道德的发生史刨根问底,善恶之辩并不超越时空,各种价值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我们以“文明”划分优劣,却不反思它从何引入,传播过程中有何历史偶然,只信它不言自明,属于普世价值,无须论证。所以,学生比较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时,情感上不愿接受自己的文化劣势,理智上却无从辩护。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往往博得同情者多,心悦诚服者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代知识范式里,非西方思想已无立锥之地。除非你做这样一件事,从根基处质疑今天知识结构隐含的前提。不久前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它从西班牙、葡萄牙全球大探险谈起,殖民者为征服外化之地,需要将世界区隔成文明与野蛮两界,而建立起“文明秩序”,跟着殖民的步伐,欧洲“文明观”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下面的章节则考察日本启蒙思想家如何接受、复制和传播“文野之分”观念,然后追踪中国学者主动从日本转口舶来泰西之说,心悦诚服地内化到本土知识之中,从而构造出我们当今的世界观。这本大部头跨越历史、地理、思想史、博物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以知识考古解构“文明”这个真理话语的专横。
 
三 
 
  据本书主编刘禾考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开拓精神的两大强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先后划出两条地球子午线,将欧洲以外的世界归入“荒蛮”之地。从大西洋分界线以西到太平洋分界线以东,一半地球归西班牙;大西洋以东至太平洋分界线以西,另一半地球归葡萄牙,两界皆划分出征服荒蛮之地的势力范围。所以,文明观滥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目的是划分欧洲“文明界”与新发现的“野蛮界”。文/野之分并非争个名分,而是为“文明世界”立法。文明国度间或因拓荒而发生争执,须有国际法依循:欧洲界内大家互敬主权,国与国之间依法按律谈判与交易;一旦远征欧洲以外的荒蛮之地,领土则属“无主荒地”(terranullius),野蛮人既无主权,也不享有土地所有权,即“法外之地”,文明人可以武力征服之。两个世界适用两套法则:文明界援引理性原则,国际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普遍适用,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均有守法之责,也受法律保护;而化外之地,则依循丛林法则,国际公法鞭长莫及,蛮人只能理解暴力的逻辑。如此内外有别,各适其适。“友好界线”内,欧人执礼如仪,君子风范;友好线外,殖民者杀伐蛮横,风雅扫地。难怪大清文献称洋人为“直脚鬼”,与欧洲文学里的名媛雅士相去甚远。
 
  但毕竟亚洲帝国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经济形态,将古老灿烂的文明斥为荒蛮,不尽情入理,所以得进一步细化。后来就出现了savage(野蛮)、barbaria(蒙昧/不开化)、half-civilized(半开化)和civilized(文明)四个等级递进,最高一级为enlightened(启蒙的)。文明秩序这才日臻完备,载入史册。大清和奥斯曼等化外帝国,被册封“半开化”之列,有凭有据。征服半开化帝国,比殖民荒蛮之地要麻烦些,得履行个手续,即我们耳熟能详的“不平等条约”。不论条约是否平等,双方对坐谈判桌上签字,不也象征文明国与半开化国法律上平等吗?不,西方列强有“治外法权”,文明人如何能受大清、奥斯曼野蛮司法管辖之辱?
 
  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历史学、政治经济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地理学和进化论,均已深入人心,文明等级也经典化,编入各国教科书,写入国际法。清末民初,我们的文化先贤主动翻译、出版文明启蒙读物,开办新学,编撰新教材,启发民智,点化“群氓”。严复翻译《天演论》,康梁二公以盗火者自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推销泰西文明之说。《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有一章,梁展写《文明、理性与种族改良:一个大同世界的构想》,考证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了传教士编撰的地理博物志启发,杂拼西方人种学的滥调,凝结成一部《大同书》。他的“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皆出自科普性的欧洲人种论。从小册子里,康翁得知美洲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与华人同种,属蒙古人种,于是说“美洲土人皆鲜卑移种,遵海而南,得墨西哥而居”。南海先生浪漫地设计在巴西建立理想国,将“新中国”的未来遥寄拉美乌托之邦。后来,中国思想界种种激进情怀,皆有《大同书》的残影。文明等级虽源自欧洲,日本版的“文明论”比欧版还激进、偏执。赵京华写《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一章,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出发,穷幽极微,剖析日本知识界自卑与自大的根源。这貌似矛盾的情结,其实为相伴相生、难分难解的一体两面,映照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先谦卑地接受半开化蛮国地位,然后知耻而奋起直追,狂热模仿殖民者的先进制度,以大国崛起与西方列坐抗礼,再杀回东方,殖民周边“未开化”的邻国,最后遭核打击国破家亡。本来差异多样的文明生态,被福泽叙述成生物链上的优胜劣汰,如此简化、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 
 
  梁启超从盗火者手上再窃火种,吸收福泽的“泰西思想”,创立自己的“新民”学说。梁任公墨势淋漓,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写“文野三界”之说,远胜日版“文明阶段”论,比欧版原装更具雄辩,也更紧迫,不容置疑。谁反对新学,谁是文化“拳匪”。以呼唤新人与新社会,来颠覆旧社会的一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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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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