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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朝向当下”的神话学
——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利慧
  作者:杨利慧 记者 张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09 | 点击数:107
 

      将古代文献中的神话与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结合起来,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视角,从整体上观察、研究神话,这是推进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围绕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利慧。

      民俗学视角的神话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民俗学研究中,神话学占有显要位置,民俗学先驱在神话学研究中留下了哪些学术遗产?

      杨利慧:民俗学者对神话的研究反映了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打上了该学科变迁与发展的烙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民俗学界流行的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相应地,“神话”往往被民俗学者(以及有民俗学取向的其他学者)视为一种口头文学的文类,它的叙事结构、文本的产生和传承均带有一定的自足性。因此,对神话文本的搜集、记录、比较以及追本溯源的考证分析,成为民俗学界研究神话的主导性方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民俗学的研究范式逐渐从“以文本为中心”转向研究“语境中的文本”,田野作业方法的运用以及民族志的书写渐渐成为民俗学者的主流研究方式,这一新变化也给民俗学取向的神话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学者们开始日渐关注神话与当下社会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这一取向的较早成果包括张振犁组织的“中原神话考察”及其系列著述,还有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孟慧英的《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等。我近10多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著述,例如《女娲的神话与信仰》《神话与神话学》《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等,都尤为注意探索神话的传承、变迁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深化并拓展了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

      强调“综合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下神话学研究中,历史文献学等传统的研究范式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您如何看待传统研究方法在神话学研究中的作用?

      杨利慧:在世界神话学史上,学者们对神话的研究大多是依赖古文献记录或者结合考古学资料来进行的,因此,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的使用自然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有着必然性。毋庸置疑,神话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即已产生,并且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因此,若要探究神话的起源和流变的规律,必须依赖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此外,这一方法对于中国神话学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因此,历史文献学方法的使用是必要的,也是中国学者在分析包括神话在内的文化事项上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但是,总是从这样的思路和模式出发去分析神话,不免单一和僵化。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神话的创造、传承和演变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因素密切相关,并由一个个富有独特个性和讲述动机的个人来传承和表演。神话的生机不仅在于它是对远古文化的反映和证明,更在于它被民众不断地传承、重新创造并赋予其新的形式、内容、功能和意义。因此,我主张神话研究应当从注重文献考据的“文本溯源研究”的模式,向更加开阔、更加多元的“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推进现代口承神话民族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倡导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在您看来,就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而言,现代口承神话研究的学术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是我近几年来提出的一个神话研究的方向。它主张采用民族志式田野作业的方法,对现代口承神话,即那些主要以口头语言为传承媒介、以口耳相传为传播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鲜活地生存着,并担负着各种实际功能的神话,进行描述和研究。

      这一方向的理论价值,我认为在于能够有力纠正神话学长期以来形成的“向后看”的取向,并积极构建“朝向当下”的神话学。在世界范围内,神话学的主导性研究范式是对古代典籍神话进行历史文献学的溯源分析,这使得神话学带着浓厚的“向后看”的取向,神话因此常常与“古老”、“原始”、“蒙昧”、“洪荒”等字眼挂起钩来,成为一般人心目中已经逝去或者即将逝去的文化遗留物,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但事实上,神话的流传从未中断,在当代社会中依然担负着重要的功能。例如,根据我和我的学生们在河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调查,发现在今天的社会中,神话依然是构成世界观的重要基础。它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丰富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是教育后代和休闲娱乐的方式,是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些现象,以往的神话学很少关注。因此,对现代口承神话进行民族志研究,能够打破神话学界长期存在的时间偏见,使神话研究摆脱“向后看”的羁绊,转而关注当下活生生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填补相关研究的薄弱和空白之处,并对世界神话学作出中国学者特有的贡献。

      从实践的层面说,与以往的神话学相比,这一研究方向更有利于神话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前的社会服务,为公共文化建设出谋划策。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深刻的现实感受。前不久,北京市旅游委曾联合和田、拉萨、玉树等18个对口支援地区的旅游管理部门,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对口地区旅游合作促进平台”,我在相关的会议上就“旅游产业如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做了讲座,并以自己长期追踪调查的河北涉县娲皇宫地区的女娲神话的当代传承及其旅游开发为个案,提出非遗保护与旅游业实现“双赢”的可操作模式。假如我平日仅沉浸在对古代神话的溯源研究中,缺乏对现代社会中神话传承和重建现状的实地考察和深度了解,就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文化策略。如今,党和政府十分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这样的有利情势下,加强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对于增进国人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8日第1288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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