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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恺]从边缘到中心:延安文艺的民间文化资源重塑
  作者:段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7-04 | 点击数:418
 

摘要:延安文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艺形态,它是在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新的文艺体裁和展演艺术的集成。本文尝试探讨延安本土民间文化资源在中央红军到来前后所发生的转变,从中窥视民间文化资源如何从一种被忽视的、难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化提升为传达国家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以及这一资源的重塑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整体风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对民间文化资源重塑历程的探究,力图在充实延安文艺研究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为保护民间文化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延安文艺;中心与边缘;民间文化资源;重塑

作者简介:段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在中国现代史上,延安是一方圣洁神奇的土地,它引领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随着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原本为边远之地的陕北逐渐成为当时先进政治、进步文化的中心。这里不仅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新希望,而且还开启了富有本土性、民族性特征的人民文艺的新篇章。延安文艺以丰富多彩的本土民间文化为创作资源,使一向名不见经传、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文化从边缘走进中心,成为文艺的正宗,被纳入到了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中,极大地提升了其地位。与此同时,延安文艺也因对民间文化养分的吸收,使自身的根系深深扎在本民族文化的土壤里,创造了承前启后、时代特征鲜明的人民新文艺。延安文艺对本土民间文化的引导利用,形成了20世纪30~40年代民族的新文艺,也制导着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检视中国现代文艺走过的这一段路程,总结延安文艺重塑民间文化资源的宝贵经验,对今后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混沌多元的民间: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样态

  陕北地处广袤的大西北与富庶的中原相对接的地带,这里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区,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不仅形塑了沟壑纵横的土地,而且造就了陕北人民坚韧顽强、粗犷豪放的品格。作为文化区域的陕北,是一个具有动态区界和模糊边缘的地域概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体形成了以延安、榆林两地为中心,东抵吕梁,南至关中北山,西接六盘山东麓,北连鄂尔多斯草原的广阔地域空间。在这里,先秦时期有獯鬻、混夷、嵎夷、猃狁等部族生存繁衍,秦汉时期有匈奴、羌、氐、鲜卑等民族游牧畋猎;在这里,秦始皇筑长城、修直道、建霸业,汉武帝讨匈奴、屯移民、拓边疆,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丝绸之路,隋文帝征集壮丁燃起战争硝烟;在这里,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展开了拉锯式的争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此消彼长,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农耕文化为主体,吸纳草原游牧文化元素的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渗透的格局。

  民间文化是乡村底层广大民众创造、传承、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艺是其中诉诸听觉、视觉的最为活泼生动的品类,它既是民众抒发真情实感、排遣内心压抑的娱乐方式,也是获取知识、交流情感的重要手段,集民众群体智慧与独特审美情趣为一体,折射出了陕北人特有的生活面貌和情感世界。这些本土民间文艺样式主要有民歌、秧歌、说书、道情、唢呐、小戏、剪纸刺绣、民间舞蹈等,来自民间,植根于民众生活,是体现民众精神自由的“第二重世界”。陕北民歌是民众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最直接、最真实的反映,是他们发自心底的呼声。这些民歌抒发了现实的冷酷和生活的无奈,透露出民众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正如何其芳所说:“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响着悲观的绝望的音调,相反地,应该从这里面看到农民对于当时的现实的清醒的认识,并且感到他们的反抗的情绪和潜在的力量。”说书凭借民间盲艺人的口头传唱,将民歌小调、秧歌、道情及地方戏曲等诸多艺术熔于一炉,使得那些民间传说故事、历史演义和公案传奇播布于山野乡间,常令听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岁时节日是民间的狂欢节,也是陕北民间艺术的大展演,节庆期间各类民间社火纷纷上演,男女老少涌入村庙街头观赏。闹秧歌、闹社火突出一个“闹”字,在热闹中释放心中的压抑,表达对生活的希翼,借娱神来娱人,成为乡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剂品,展现了陕北人纯朴憨厚、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自古以来,陕北远离京都长安,封建统治和儒家伦理对它鞭长莫及,约束力微弱,形成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伴随着清末民初“走西口”移民浪潮的推进,陕北与西北少数民族加强了互动往来,不但促进了地域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蒙汉文化的交融,陕北民间文化显示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延安文艺形成之前,民间文艺都是作为底层民众的娱乐手段而存在的,相对于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文化来说,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一直被视为下里巴人的艺术,长久地湮没在民间,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小传统潜滋暗长。

  延安文艺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抗日战争提供了时代契机,这场战争使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需要组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参与其中;从文艺内部规律考察,延安文艺承续了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眼光向下、关注民众的文化思潮与价值取向,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推波助澜,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导上话语权的确立,将底层民众推上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主体地位。延安文艺的上限可以追溯到1935年3月中央工农红军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至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党对文艺的领导更加便捷有力,延安文艺从此伴随着延安地位的巩固一步步走向辉煌。延安文艺注重对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利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文艺的与历史的双重诉求。民间文艺具有悲天悯人、关爱生命、质朴率真、刚健清新的属性,天然地蕴含着自由、民主、抗争的民族精神,这与抗战的时代气息、民族情绪吻合,极易形成抗敌御侮、争取解放的精神要素和思想动力。1937年的“七七事变”全面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党中央所在地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核心。为了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文艺宣传逐渐成为党的工作重心,选择宜时宜地的党的文艺宣传工具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陪伴着民众日常生活又深受民众喜爱的延安本土民间文化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文艺家们的视野。民间文艺“在包括鲁艺在内的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美的天地,引发着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培育着他们的审美创造力,为他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充溢着民间气息和活力的艺术参照系统,从而大大拓展了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的审美空间。”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由此走向深入。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延安文艺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标志着延安文艺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一方面,毛泽东提出“文艺要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要求作家、知识分子“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又要求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要求新文学降低阅读门槛,不断汲取民间文化中的精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要求文艺创作者拿起笔杆对民间文化进行深加工,改变民间文艺作品单调贫乏的样貌,使之走向成熟和繁荣。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延安民间文化资源从边缘走向中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雅俗合流中的民间:文艺主体的改造重组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讨论了作家文艺如何与民间文艺协调发展,还提出了作家的立场、态度等问题。整风运动既使得一批知识分子顺应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政治要求,同时又使得民间艺人响应时代号召,服务于党的文艺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的延安文艺阵营主要包括党的文艺管理者、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文艺创作者和民间艺人三种力量。

  首先,党的文艺管理者身先士卒。他们在党与文艺工作者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并且代表党中央对文学艺术工作给予具体引导。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有胡乔木、艾思奇、成仿吾、罗迈、徐特立、周扬等。身兼文艺家与政治家双重角色的周扬,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期曾协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自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实践者”,其民间文艺思想与《讲话》高度契合。延安整风期间,他对鲁艺先前的正规化、专门化办学思想作了反思,适应战时需要对教学体制和教学方式作了大的调整,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让学生们由鲁艺的“小观园”走向太行山、吕梁山抗日的“大观园”。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民间文艺评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他成为党的文艺政策的代言人。作为“党的文艺总管”,周扬紧随着党的步伐,其文艺理论作品以及所倡导的文艺理论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整个延安文艺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文艺创作者积极转向。作为当时全国的红色政权所在地,延安吸引了大批来自国统区、沦陷区及其他解放区的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一批著名作家和诗人也在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来到了延安,为延安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延安文艺工作者共同组成了一支“文艺的军队”,掀起了一个文艺创作新浪潮。由于其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刚从黑暗的国统区来,他们直接承继了“五四”启蒙思想和左翼文学主张,创作风格趋向于揭露和批判社会阴暗面,以期达到“疗救与建设”的目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开展使作家的文学视线开始由原来的居高临下俯视底层民众转向仰视民间文化,这一转向使作家与民众的启蒙与被启蒙者身份发生了置换,并且这一转向在作品的主旨、形式等方面均有呈现。具体而言,这一时期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以适应时代的、适合广大民众心理需求的、通俗易懂的民间读物为基准,作品较多运用劳动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作品语言不再只是书面化、文学性的作家语言,通俗易懂的民间俗语、方言、土语也受到了创作者们的青睐;作品以民众生活为背景,题材多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琐事,主人公为普通农民,作品旨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结局以喜剧式的大团圆为主,赞美勤劳的工农兵,歌颂光明美好的延安生活,既符合农民特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又顺应了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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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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