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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中国人类学话语与“他者”的历史演变
  作者:刘大先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3-26 | 点击数:672
 

  2013年6月到7月,我一直在新疆调研,先是在东疆哈密一带,短暂休整一下又去了伊犁,主要考察的是当地口头传统的当代传承情况。这是一个比较专门而冷僻的工作,所运用的方法属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中常见的田野调查方法:当地人生活的参与式观察,个别人物的(深度)访谈、系谱或文本采集、文献与实物搜集、拍摄影像、搜集口头资料、介入式地方评估、回访式调查,等等。当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时间、经费与人员上的限制,未必每一次的调查都会采用到所有上述这些措施,但基本上在这个框架之内。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我已经数次去新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调研,但是长期困扰着我的是,以我的观察、体验与经历所撰写的那些关于不同人群的报告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知识生产和思想更新。我想可能不仅仅是调查深入程度的问题——有关“田野作业”的可靠性、阐释与表述的真实性、地方性知识的深描、主位和客位如何融合或博弈之类,在人类学话语内部已经有诸多讨论——而是这种方法自身存在的先验性问题。由于人类学中关于研究主体与对象根深蒂固的等级结构,尽管其内部一再自我调适,在知识的生产与实践中却始终摆脱不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不平衡。迻译自西方的中国人类学因为本土化的复杂情形,让这个隐形结构显得不那么触目,并且生发出突破此种知识谱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和所谓后社会主义时代呈现出来的不同面目,关联着整个现代中国知识状况、生产与流通的变迁。

  中国人类学一般与民族学、社会学并提(有时候甚至合而为一),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在历史的梳理中才能看得清楚,其发展是一个与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纠缠不已,同时旁涉语言学、神话学、文学等更为注重表述的学科的故事。但这只是故事的外在表象,在故事的内部则充满了事关政治、民生、战争和经济开发的丰富情节。学科的分立不过是工作侧重的差异,其方法则是统一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在中国起承转合、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有一条伏笔千里的红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它始终存在着对他者的关注,这既构成了它足以自傲的学术积累,同时也是反射其自身形象的镜子。

  对于他者采取如何立场与态度,即是人类学在不同语境中确立自己研究对象、领域、范畴和方法时显示何种世界观和价值论。这里的“他者”当然包含而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但是我的讨论将围绕中国人类学话语中对于“种族”、“民族”、“少数民族”的表述来展开(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词语或术语的文化史研究),因为正是在这里,它显示了人类学难以祛除的文明等级论——当然,在晚近的反思人类学中,不断有从文化多元主义角度进行反思的声音,然而这种反思往往落入到了另一个类似“世界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自觉地重复了它所反对的观念。有学者根据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将人类学发展史的逻辑划为三阶段:西方人类学非西方、殖民地;非西方国家人类学国内边缘群体、群体;非西方国家、群体的人类学西方社会。但这个理念类型的设想和现象描述,没有涉及到中国人类学的话语变迁,并且在具体的分期中,琐碎而停留于现象。基于历史的考察,在下文中我将中国人类学话语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1、因袭西论模仿创立,以谋求种族自决;2、本土化/中国化实践,包括民国的国族塑造与边政措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民族协商平权与重塑“人民”一体多元格局;3、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复兴与差异性的生产与消费。最后提出人类学研究“以人为本”的结论。

  1.种族话语与中国作为西方他者

  西方人类学约在19世纪上半叶产生,其标志是以泰勒(E.B.Tylor,1832-1917)、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形成。一般人类学史认为西方人类学理论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最初夹杂于西方经世之学、史地之学中片断传来,被认为是认识人类自身及竞存之道的生存需要。在知识人心目之中,是无数启发民智之学中之一种,不仅前卫的开明人士希望扩大视野,皇朝统治阶层也需要用以教育后继之人。但实际上,人类学相关知识的传入至少要在这半个世纪之前。

  最早的人类学知识以人种知识的形态传入,道光末年,广州商人潘仕成刻《海山仙馆丛书》中有葡人“大西洋玛吉士”(JoséMartinho Marques,1810-1867)《新释地理备考全书》(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又称《外国地理备考》)十卷,其卷四为“地球总论”,基本是论述地球概状,并提到人有五色之分的说法。英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所著《全体新论》也收录于《海山仙馆丛书》中,其中卷十称“天下分为四洲,人分五等”。1855年,将天下万国之人“分为白、黄、黑、玄、铜五种人之说”的《人类五种小论》载于传教士所办刊物《遐迩贯珍》上。1872年,《中西闻见录》中曾经连载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1826-1907)的《地学指略》,其中第三章“论洲洋人族”,先介绍大洋、大洲,接着讲到人类分族。1876年,《格致汇编》连载《格致略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的小题中也提出人分五类之说。1892年,出现为后来中国人类学史所瞩目的《人分五类说》。之前各人种分类说法本是附属于地理学和生物学,与欧洲人在地理上的探索密切相关。只不过随着欧洲本土殖民话语的进展,逐渐具有了人类等级论的划分。1858年的《六合丛谈》中《地理•动植二物分界》就隐约出现人种优胜劣汰的论调,显有为殖民张目之意。这些具体而微的西学“知识”在各种学问体系和书籍的裹挟下进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最初是如同“博物志”式的零散杂学之属。在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中国语境的变化双重合力之下,《人分五类说》才作为人类学的开端之说,被刻意提及。而甲午中日战争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丧失与文化危机的突出,使得知识人夷夏之辩观念改弦更张,屡屡强调“黄种”自强的种族之战思想,这本身便是以殖民主义者的思维模式来进行对抗之举。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严复(1854-1921)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天演论》,因为“赫胥黎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宣扬人类进化生存之理,便是呼吁保种、保群、自强进化的维新式公理。因其“时代精神”式的巨大影响和关于进化观念的革命性冲击效应,使得中国人类学的历史都要追溯到它的出版。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可以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夷夏之辩这种原本亲疏内外之别逐渐具有了野蛮与文明的等级逆转。1898年,康有为在《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中已经采取文明与野蛮的方式来思考中西问题:“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这不仅是词语的变化,更是态度的变化,原先中华文化的尊严和骄傲现在被危机意识所替代,更主要的是思维方式采用了西方他者的模式。夷夏之间原本可以互动的关系弱化,而等级结构的固化赫然出现:文明——半教/倨傲——野蛮/愚顽/蠢冥。

  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此际也开始借用人类学尤其是人种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1899年10月4日,由沈士荪主编,在上海出版的《五洲时事汇报》第三期,刊出章太炎写的《论黄种之将来》,这篇论文分析当时国际事象,说明人种群体的特点,认为“含血之伦,必有精锐之气,精锐之气蛰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隐热,非淬之厉之磨之捣之,则不足以发,常有亡国败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勉励国人不要自卑,宜振奋自强,为振兴自己中国而努力。同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该刊出版的第四期,又刊出一篇不署名的《南非白种人数表》一文,启示人们认识南非原是黑人的,由于白人大量移殖,遂沦为白人殖民地,意是暗示人们提防中华大地,重蹈南非的复辙。对于殖民亡国危机的警惕,以种族斗争的形式出现。而文明与野蛮结构的树立,也是为了竞相奔逐走向“文明”的道路。

  种族斗争思维在晚清被革命者用来一方面排摈满洲贵族,一方面抵制帝国主义入侵;前者是诸如章太炎《种姓篇》、黄节《黄史》、刘师培《攘书》、陈去病《清秘史》等种种对于“东胡劣种”的贬损与污名,后者则变形为中国文化外来说,如西来的埃及说、巴比伦说,南来的印度说之类,以提高种群在世界舞台上竞逐的象征资本。这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举,却因为与文明与野蛮对立的思维结构暗合而大行其道,乃至影响波及至“起源”论述模式已经颇为式微的当下。试举一例,20世纪初,法国考古学家曼续伊(H.Mansuy)和科拉尼(M.Calani)等在越南北部和平、宁平、清化、凉山等地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后来苏联人类学家采用文化传播论以此为据,认为中国民族来源于越北。1980年代有学者在驳斥这种说法的时候,还将此种体质人类学的种族论断作为前提接受下来。马长寿(1907-1971)批评藏族源于印度论时,反驳的观点是认为藏族“和我国的汉族、侗族、苗族、瑶族、傣族、彝族等民族一样,都属于蒙古类种”,而对“蒙古类种”这种可疑的分类本身并没有加以辨析。1979年成立的中国皮肤纹理学研究协作组,以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测量中国人的肤纹,以证明“自古以来”的中华多民族合法性。经过三十多年,采集和整理了56个民族的150多个模式样本、含6.8万多人的数百万肤纹数据。科研人员应用肤纹聚类分析统计法,发现中国的56个民族聚类成为南方和北方两大民族群,并找到了民族肤纹的标志性群体,确定了中国全民族肤纹的基本分布格局。肤纹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说:“此项研究还清晰地表明,藏族的族源与古羌族等民族有关,其肤纹表现出鲜明的中华北方群特征。由此证实,藏族源于我国北方民族,而绝非所谓的从印度来的‘南来之民族’……经过聚类分析,台湾少数民族样本都聚类在北方群内,与早些年所谓的台湾少数民族源于南洋的结论也不相同。”族源论证已经遭到诸多反思,姑且不论肤纹研究的政治意义和价值,这种因袭已久的体质人类学方法在面临日益混血、杂居、族籍变化的现实时,具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颇为令人生疑,但它被作为“科学”的学术论证得到来自官方与学术机构的背书,倒是显示了体质与人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乃至化为了无庸置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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