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2017年冬至文化论坛征文启事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通讯录   ·中国民俗学会2017年年会在贵阳举行  
   研究论文
   专著题录
   田野报告
   访谈·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文摘》
《中原文化研究》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研究论文

首页民俗学文库研究论文

[李丰楙]礼生与道士:台湾礼仪实践的两个面向
  作者:李丰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1-18 | 点击数:802
 

        在台湾的汉人社会里,长久以来一直传承丰富而多样的礼仪习俗,从家族性的生命礼仪到社区性的岁时节庆、庙会庆典,形成常民生活中的非日常性活动。在这种仪式性的社会舞台上,不同阶层的演出者都将登场进行其自我表演,借以表现其社会地位与身分。这种表演从服饰、动作到出场的时间、位置,表现出一个古老民族在礼仪文化中的高度秩序感,绝不可轻易逾礼越轨。其中有效操控这一演出秩序的,就是兼具导演与演员双重身分的礼生与道士,当然民间礼俗的从事者绝不止这两种人,但是他们绝对是专业或职业的礼仪职掌者,分别长期传承各自的礼仪知识,纵使是面临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化,至今也仍能坚持其古老相传或祕传的专门知识与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不能只将其视为一种古老礼仪文化的遗迹,而需深入理解它是建立在一套文化结构上,这就是「常与非常」的结构。它乃是基于中国的宇宙论模式,表现为生活形式中「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两种特质,儒家与道教就此分别体现其义理架构,并由此将其知识传承实践于礼仪与科仪中。此种社会实践即象征地表现其权力的掌握与运用,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表演;而在宗教或祭祀意义上,则两家是经由礼仪行为自有其象征体系内的文化意涵。在台湾的行业分级观念中,这两类人分别传承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业分类地位,彼此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在相关的信仰礼俗的主导上相互间既竞争又合作,如此就构成台湾社会礼仪活动中整体图象的两个面向,各自承担其社会角色的表演。

  一、常与非常:两种时间、空间中的礼仪本质

  中国人所践履形成的礼仪文化,不论是由礼生或是道士主导,都在整体程序的进行中,无论是专业形象抑是动作演出,都能具体表现其形象,如此就完全符合中国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特质自是可追溯其渊源所形成的文化结构,此即是易经哲学中的「阴与阳」模式,从睿智的哲人以至寻常庶民在进行其宇宙图式的思考时,就自然会将时间、空间区隔为「常与非常」。运用符号学式的记号表示,「常与非常」而并非是「常/非常」,中间S的符号区别显示其文化符号学上的意义,就是两种时间中二元相对而又互补的状态,它表现在社会学上的符号意义,就是用以表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既区隔又关联的关系。如要采用类似的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59)的社会剧表演论,就可将「非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中有意区隔开来,使礼仪实践中的自我表演成为日常生活浓缩而集中的演出,乃是社会行为的戏剧性表演,如此始能更贴切表现中国之为重礼仪的民族文化特性,礼仪实践即是本土性的生活表演方式。

  为何要区隔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分别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并非直接采用社会学或宗教学者的「俗与圣」或「俗/圣」理论,就可将两种时间的本质遽作二分法的分类区隔。因为中国人在使用其语言符号、文化符号时,常习惯在具象的图象中,以简单的符号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意义。因此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两种时间的相对区隔性,简括为「常与非常」或「常与非常」的一组结构,除了是具体表现古代字源学上的形象思维的趣味,主要的仍在其结构性的象征符号下所要表达丰富的文化特质。只有这种形式才能表现中华文化,乃是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中的深层结构,诸般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实践即是纷繁多样的形式,分别表现为一组组深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表层结构,可以任由社会生活之所需而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如此就成为一个由诸多服饰、动作符号所象征的表象世界。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之所以需要区隔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两个舞台,就在于导演性格的礼仪师与作为实际演出者的民众,乃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认知,有意分别将诸般礼仪行为呈现为一套服饰制度。在这套服制之下,两种不同的时间本质与生活方式,均能密切配合其伦理、道德、制度及生活心态,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形象。中国古早年代的造字就已表明「常」字其为观念史的深刻观察,在造字本义上「常」与「裳」相近,乃是以「会意」方式表现「日常」生活所穿着的衣服(巾为蔽体之物),也就是常服、工作服。因此凡是日常、平常等一类词汇,就是意指在工作时间内凡社会各阶层──诸如士农工商的四民均需依其服制而穿着,显现在社会分类后,分别出现在各自的职务地点上,遵守其工作伦理以遂行其生产性任务。在这种服制分类之下所有的身体动作、语言表达,也就是经由一种社会化、文化化的型塑过程,期使社会各阶层均能各依其所分配、掌握的政治、经济及教育资源,分别表现其各自的身分、地位,凡此社会舞台上登场演出阶序的戏码,即是礼仪成为程序化、仪式化分明的自我呈现,如此依序演出即被视为一种理想型的社会秩序。

  中国社会所理想的秩序感,即是从帝制时代所严格规定的服制表现出来,服饰符号所特具的文化象征性,即指向一个被文化所建构的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图象,费孝通所指出的「差序格局」就是具现于服制中。由「常」所衍生的相关词汇,诸如平常、通常、经常、正常等,都是用以表达经验的、熟悉的、平实的及正经的,也就是由此确立的社会秩序,乃是人文化成、是一种人所自为的存在。因此在日常生活的社会舞台上人要自我呈现、自我表演,就需熟悉其演出的规则,始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其社会角色。这一社会学原理乃为世界各民族所通行,而在中国社会则是经由服饰、动作及身体所形成的形象思维,具象地表现为服饰符号与语言符号,如此符号象征之下所表现社会,就具有一种理想型的「秩序导向」。(金耀基)若是违反日常的服制,而在流行趋势下表现出形制、颜色及图案的反常性,即被视为「异服」、「服妖」之类,根据汉代的灾应符征哲学,就可解说服饰的失序乃象征政治、社会的失序,这种感应论的神秘性即被视为一种「互渗律」(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i-Bruhl,1981),就是将服饰的常与反常作为象征符号,并预示宗教与社会的双重意义。

  在帝制中国常服所象征的日常世界,乃是官方权力所掌控的一种社会制度。而早在先秦儒家知识分子所亟于建立的伦理学,正是因其处于礼崩乐坏所象征的失序现象,故在礼制、特别是在诸多士礼中有诸多制度,其实都是为了寻求秩序的重建。其后也就形成帝制时代儒家官僚需配合官方,制定四民在各适其时空的条件下,一体遵循一定的衣服、装饰规则;纵使为了审美需求而巧加变化,也总是以不逾礼、不僭越为基本原则,这就是社会学意义下作为道德归范、社会秩序的「常理」,理之一字至此加强其模型意。(陈荣捷)至于「常道」则是与「道」字复合,作为宇宙运行之法则,如此就出现诸如「常规」、「常理」或「常道」等辞,用以表现社会、宗教的形上意义。凡是社会舞台上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基本上即是在这种礼俗、道德的常态规范下,使之体体性的阶层分明,各适其位,因此「常道」的基本意义也就是正常秩序的至高、终极表现,如此「常」之一字就从服饰象征而推及社会、宇宙秩序,作为社会群体共同遵行的运行准则。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之所以特别需要强调「非日常」,就在于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乃是以更慎重而深入的方式延伸到非日常生活中,如此安排就构成了儒家特别重视的礼乐文化。六艺之教所要达成的士大夫教养目标,其中就有相当的比重是用以规范践履礼仪的规定。从先秦礼学所表现的繁锁礼仪其后持续发展为公私礼学之制,凡此都一再表明儒家学者之重礼,特别是关于生命礼仪,乃是借由生命关口公开「表演」其社会所赋与的身分地位,就「通过仪礼」的社会文化意义言,正是家庭、家族中的成员借此重新调整其社会舞台上的角色扮演,所以这种礼仪形成所具有的表演性,就具有丰富的人文、社会意义。长久以来这些世代传承的家礼既是历代儒门世族的家学,也是基层社会中「礼生」必备的专门知识,如此就可便于进行一系列非常性的礼仪行事。儒家或是一般礼生在礼仪实践中,正是表演其导演般的专业能力,不管是成人礼、婚礼、丧礼或祭礼,都能准确地让演员一样的行礼、与祭者均能遵照剧本出场顺利演出。所以礼仪中的自我呈现乃是儒家礼节的基本精神,从日常生活到非日常生活都有其一致性,如此就形成中国人重礼、重仪式的印象。

  「非日常性」或「日常性」礼仪基本上都需要形象化的表现出来,三礼之所以要繁复叙述,其实也就是为了要解说不同礼仪的象征意义,其中特别叙述并解说的就有许多是与服饰有关。凡此都表现礼仪实践需要服饰符号作为象征,始能将社会角色在不同舞台上所扮演的身分清楚传达,这就是一种「人文化成」,一种文化。因此儒家理想中的礼仪教育,乃是有意借由非常性的礼仪表演,不断反覆地重新确定并强化各个角色在家族中的地位。从通过礼仪的观点言,「非常性」服饰即象征其身分的中介性(liminal),而身心状态也正处于过渡的阶段:暖昧不明、非彼非此。所以「非常」即是时间性的异质化,也是身分性的模糊化,故非常性服饰在修辞学上其符号实为中介性的语汇。其中既有婚礼或祭礼的吉服象征其洁净、神圣,也有丧礼的丧服体现其污秽、危险,两者俱是以异于常服、便服的特别服饰登场;甚至连舞台空间的外部装置,也是经由选择之后赋予特定的人文意义。

  在「常S非常」的符号表象下,中国人的社会剧表演其实已内化为文化结构,在此两种礼仪的时间、空间以至社会活动的本质,都被区隔为两种不同的性质。「工作」与「工作之外」的节庆、游戏及休闲,就在不同的「常服」、「便服」与「吉服」、「礼服」的形象下,使不同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人能呈现其自我的角色。礼仪作为特殊性的社会行为,其严格的规范性即是为了维护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地位,儒家在中国社会所承担的文化志业,就是极力维持这一社会舞台的演出秩序。也因而非常服的自我表演,乃具有礼仪性的严肃、宗教性的严肃与燕居的悠闲气象,如此塑造的儒者形象正是常中有非常、非常中有常。因此符号化的「常S非常」,即可具体表现日常与非日常生活中,从个人到集体都必须扮演其社会角色,其中有其身分性格的一致性、延续性,却也容纳非常性、反常性的演出,故这一结构就象征社会的秩序、宇宙的常道。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王秋桂,庄英章,陈中民主编:《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1年印行,第331~364页。
【本文责编:程浩芯】

分享到:
上一条: ·[周庆基]十二生肖说的起源和功用
下一条: ·[向云驹]年画 作为一种视觉包围的层次与感性意义
   相关链接
·[吴玉萍]分食仪式研究·[贾蔓 奚茜]民俗学视野下的彝族花鼓舞仪式研究
·[岳永逸]范·根纳普及其《通过仪礼》·[叶涛]泰山香社传统进香仪式研究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民俗学论坛民俗学博客
注册 帮助 咨询 登录

学会机构合作网站友情链接版权与免责申明网上民俗学会费缴纳本网导航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电话:(010)65513620 邮编:100020
联系方式: 学会秘书处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投稿邮箱   会员部   入会申请
京ICP备14046869号-1       技术支持:中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