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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述评
  作者:黄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8-18 | 点击数:1821
 

     [摘要]:20世纪的中国神话学在融汇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学界在以西方神话学重新系统复原中国神话的工程告一段落时,应对中国独特的神话类型和发展道路展开相关思考。从俗文学、古小说、神话3个层次内容的影响关联入手,有助于获取正确的神话信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因为少数民族神话借助汉文古籍、少数民族古籍与民俗、口传而传承,所以必须借助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予以挖掘、激活,这有可能是中国神话学独特的文本类型和表述范式。

  关键词:神话;中国神话学;研究综述


  20世纪是中国神话学融汇中西方学术传统而得以建立的重要时期。伴随人类学而发展起来的神话学在20世纪20年代系统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在整理国故的思潮中展开了对中国汉民族上古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的全面研究,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期。本文择要评述此期重要的理论思潮和学术活动。

  一、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概貌

  (一)早期的神话学论著

  20世纪20年代,一批学者编译出版了源于西方神话学理论的神话论著和教科书,标志着在学术机构和高校中具有近现代西方学术范式影响的神话研究的开始。

  茅盾在广泛参考英文原著的神话作品和论著基础上,于1924年至1929年相继出版了《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新探》、《北欧神话ABC》,是最早将神话学理论译介与中国上古神话研究相结合的学者。由于这几部著作的重要性,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其结集为《神话研究》出版,对80年代以后的中国神话学仍发挥着一定影响。同一时期,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林惠祥《神话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相继面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设“神话”专章。这些著作多数作为大学教科书印行,在社会和学术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20世纪30~40年代的持续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高校和学术机构相继迁入西南大后方,许多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者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采录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歌谣和民俗、宗教材料,在帮助国民政府了解民情、实施边政的同时,也为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提供了新材料,扩大了学术视野。闻一多在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神话方面成绩显著,其以《伏羲考》为代表的一批论文结集为《神话与诗》出版。芮逸夫、岑家梧等民族学家于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用力甚多。杨堃在20世纪30~40年代系统译介了法国社会学、民俗学论著,对神话学也产生了影响。受茅盾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神话的影响,袁珂于40年代后期出版了《中国古代神话》,并在80年代改编为《中国神话传说》,以广义神话论为指导系统整理了中国各民族神话。

  (三)人类学派及其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神话学论著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接受了弗雷泽、泰勒、安德鲁·兰等人类学家的神话学理论,并进而演化为影响20世纪中国神话学走向的主要学术思潮。在茅盾的《神话研究》和林惠祥的《神话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此后,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指导神话研究也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影响。杨堃和王文宝的《人类学派对我国神话学的影响》一文列出了属于这一阵营的学者名单:鲁迅、周作人、江绍原、茅盾、黄石、谢六逸、林惠祥、闻一多、孙作云、袁珂、赵景深、钟敬文、顾颉刚、容肇祖、杨成志等[1](P14-25)。

  20世纪80年代后,运用人类学理论、民俗学材料与神话文本结合研究者甚众。萧兵、叶舒宪以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三重材料辅以原型批评等理论工具致力于上古文化史的重建,围绕《诗经》、《楚辞》、《史记》、《说文》、《山海经》等古籍展开“破译”。此外还有乌丙安对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的研究,李子贤对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林河等人对楚神话与楚民俗的解读,孟慧英、王宏刚等的萨满神话研究,黄任远对东北亚诸民族神话及原始宗教的比较研究,过伟、农学冠对女神神话和岭南神话的研究,王孝廉对中国各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等等,俱为学界所瞩目。

  王孝廉的研究历程也许可以说明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次成为影响大陆、台湾神话学的重要思潮的原因。王孝廉在其博士论文的下半部分“中国的神话世界”中已有信仰与神话互释的理论倾向。而在其由博士论文的上半部分增补写成的《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中则进一步以摩梭、普米、党项、羌之始祖神话、创世纪作母题比较,辅以“詹巴拉”、中柱、服饰、饮食等民族学材料为佐证[2]。王孝廉的神话研究具有区域文化史和藏彝走廊的宏阔比较视野,涉及西夏、东女国、雅砻江、大渡河到盐源、木里一带的“走婚文化带”,这无疑吸收了人类学和民族史的前沿成果,深化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王孝廉在《岭云关雪》自序中对其10余年来从民俗学转入民族学而展开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有着清晰的反思认识,他从早期侧重文化、文献、古神话(如花与花神、水与水神)转向注重田野调查,运用民族学材料研究神话,形成了“在西方神话学体系、类型基础上寻找中国神话的特出之处、类型、渊源及其变异、演化”,体现了以信仰、习俗释神话的人类学范式。

  台湾李亦园的《宗教与神话》、乔健的《印弟安人的诵歌》也具有突出的人类学派神话研究范式的痕迹。

  人类学诸学派关于神话的论述有着持续的发展线索,从古典人类学时期到现代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时期均有各阶段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影响中国的主要是古典人类学之进化论学派的学说,而对其后的神话理论的译介则较少,影响力也有限。20世纪80年代后期,郑凡出版《震撼心灵的古旋律———西方神话学引论》,较为全面地引用外文原著介绍了西方人类学诸学派的神话学主张。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编选的《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于90年代初出版,2006年又再版。彭兆荣于《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发表的《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人类学神话理论述评》也在“神话热”沉寂多年后较为简练地勾勒了西方人类学各学派的神话论述,尽管还只是心得式的点评。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还致力于象征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以及以象征解释神话。他们立足于神话思维的研究,认为象征与隐喻是剖析神话的本质手段。如刘锡诚等主编的《葫芦与象征》、《山岳与象征》,刘锡诚的《象征———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邓启耀的《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叶舒宪的《英雄与太阳》,美国艾伯哈德著、陈建宪等译的《中国文化象征辞典》,白庚胜的《东巴神话象征论》等。

  (四)以徐旭生为代表的中国古史传说研究及其对“古史辨”派的回应

  20世纪20年代后,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中国上古历史进行了理性反思,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具有历史学、考古学深厚功力的徐旭生以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对如何辩证地还原中国古史、神话传说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既是对“古史辩”派的回应,也为系统整理中国神话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疑古思潮笼罩着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全盘否定古史传说,认为纯粹是古人所编的故事,不足为信。因而将其视为神话处理,完全抹杀了传说的史料价值,造成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段空白。三四十年代后期,一些史家开始用神话传说,结合考古资料来重建古史体系,为探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努力。《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从文献史籍出发,结合考古新成果,故成就超越前人。

  徐旭生明确地反对“古史辨”派疑古过勇的偏向。他列举了“古史辨”派方法上存在的问题:(1)无限度地使用默证;(2)不加分析地排斥异己之见;(3)夸大春秋战国各派间的歧异、矛盾;(4)努力打击舜禹的人格问题。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他首先对传说时代作了界定,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初期的历史,都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直到文字发明之后才将这些传说记录下来。这种记录的史料所反映的时代,即称“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相当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其次,针对如何处理传说时代的材料问题,他提出:(1)传说史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2)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的界限应当分辨清楚,不能把传说一古脑归入神话;(3)古人并不作伪,《尚书》、《史记》等书记载的靠不住的材料,是因为古人在做综合工作时所使用的方法不够精密的缘故。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把未经系统化的材料和经过系统化的综合材料分别开,并且重视前者,小心处理后者。同时,徐旭生特别强调出土材料的重要性:“文献中最可宝贵的史料是在出土的实物上所保存的,例如在甲骨文及金文中的。”[3](P32)为此,他首先提出把有关史料文献划分等次的想法,或称“原始性的等次性”,即:商周到战国前期的史料,如甲骨、金文、《易经》、《今文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及其他先秦的著作极其可贵,为第一等;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作品如诸子百家、《山海经》、《战国策》、《淮南子》、《史记》等为第二等;东汉以后的著作,可补前人记载之不足,为第三等。

  徐旭生认为,研究传说时代,仅能据古代的传说加以整理,对于古代差不多一致的、并且同现代历史科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进化史等)所得的结论还没有发现冲突的论述,我们并没有理由加以否认。他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4](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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