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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御医”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
  作者:记者 陆培法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7-11 | 点击数:759
 

   修复前后的《赵城金藏》

  进行古籍修复的4位老师傅

  经过层层安检,本报记者进入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一楼宽大如厂房的办公间让人豁然开朗。一个个作业台排列其间,毛刷、糨糊、书槌、放大镜、照明灯等工具摆放其上。

  这里,就是古籍馆的修复室。10多位修复师正埋首于故纸堆中,在灯下如外科医生般细致地对古书进行着揭、拆、压、包、订……

  “枯灯独坐”“皓首穷经”,是记者最直接的观感。

  “如果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永乐大典》修复计划早在2002年初就已经提出,因为是国宝级文物,修复计划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对10名参加修复工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张平已经做了近30年的古籍修复工作,曾是古籍馆文献修复组组长,现在已经退休。言谈间他始终不疾不徐,大概正是做这行磨砺出来的“慢性子”。“干这行要有匠人精神,要精益求精,总感觉这样才对得起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贝。如果修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

  2002年的7月,北京正经历着桑拿高温天的考验。而时任国图善本修复组组长张平更是对那个7月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他正顶着高温满北京城寻找永乐大典修复时要用的生丝。

  骑车、找布店、挨个儿问,拿样品对比……就这么奔忙了一个月,在百年老字号瑞蚨祥布料店里,张平终于找到了与永乐大典封面材质接近的生丝。从瑞蚨祥出来,看看被日头照得晃得耀眼的街面,张平这才觉出浑身燥热,“我那时候才领教了什么叫桑拿天。”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书页修复材料的选取,《永乐大典》首开以文物作修复材料的先河。由于找不到满意的纸张,修复人员提出采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清代早期的“高丽纸”作为修复材料。张平说,这种“高丽纸”本身就是文物,目前生产技术已经失传,用一点就少一点。

  永乐大典有一册是无天头书,也就是整册书的头行字以上书页缺损。这是国图库藏永乐大典里损坏最严重、修复难度最高的一册书。修复时,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杜伟生身上,他当时50多岁,是大典修复组里年龄最大、经验最丰富的组员。修复古籍善本,他干了近30年。

  掏补、咬合缝隙、粘贴……无天头书的修复是繁琐、细致的。杜伟生说,修复类似的善本,除了技术还要有心劲儿,“你只有从心底里珍爱它,才能不厌倦一干就是几个月的绣花活儿。”

  现任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永乐大典》修复工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古籍修复“数据库”概念并开始推行。所谓“数据库”,就是把此次《永乐大典》的整个修复工作,包括修复材料、修复方法、修复原则的选择以及古籍进行修复的位置、时间、操作人员等所有的详细资料,全部记录下来,变成资料库,随同修复完成的《永乐大典》一同保存,为后来人的再次修复提供参考。

  “有时修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

  上世纪80年代,在张平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之前,馆内修复有著名的“三肖”——肖顺华、肖振棠、肖振邦。张平了解到“他们同为肖氏家族,不光会修书,还懂书。所以,如果像他们一样懂古籍,会修得更好。”古籍馆的另一位享有盛名的是与“三肖”同时期的“国手”张士达,他原先是琉璃厂的古籍修复师傅,鲁迅、郭沫若等诸多文化名人都曾慕名找他修古书,后来被古籍馆延请,培养了一众仍活跃在国内的古籍修复大师。

  张士达、“三肖”等师辈们的修复功力让张平叹服不已,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当属国宝古籍《赵城金藏》的修复。这是一套金代佛教大藏经,共计约7000卷。当它经历战火,被辗转运到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因为长期遭受水浸,近一半的经卷已是面目全非。许多经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无法打开。有的长满黑霉,还有的一碰即碎。

  面对这令人一筹莫展的局面,师傅们的解决方案却举重若轻:一个字——蒸。将这些粘连在一起的经卷用宣纸包好,再包上一层毛巾,放入柳木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但又不会被水滴浸泡。每蒸几分钟,就取出经卷,用针或镊子慢慢地将其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经卷全部被揭开。

  这项国内第一个大型文物修复工程开始于1950年,到1965年完成,前后用时16年。

  谈起古籍修复的过程、手法,张平如数家珍,“如同医生给病人建立病例档案,修复古籍首要的一步,就是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如果修补方案不科学,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其中,制订方案的过程就像“会诊”,会聘请古籍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同为古籍诊断开方”。

  之后便是固定的修复套路,“遇到霉烂古籍,要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然后用排笔在书页背后刷上糨糊,再粘上一层薄棉纸,拂拭平整,逐页依此进行。”“虫蛀书籍,先将要补的书页有字一面向下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糨糊,用配好的同色纸对顺纸纹,按在蛀洞上,用左手按住,用右手依糨糊湿印把纸撕下。”

  受潮严重的书籍,极为脆弱,哪怕轻轻呼一口气都会让纸张碎开,“有时修复师要戴上口罩,不能喘气,旁边也不能有人走动。”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向来是书画修复行业的准则。经过世代总结,修复师为古籍修复立下了“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修复原则。

  修复古籍是个漫长的过程。“修复一本破损几十页的书,就需要一两个月。”古籍馆修复师胡泊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手头正在修复的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藏书“天禄琳琅”,共有3500余册,需要修复的300余册,“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完全修好,大概要用近5年时间。”

  “不敢买外面的淀粉,怕损坏古籍”

  在浩如烟海的存世古籍中,“天禄琳琅”的尊贵清朝皇家地位无可取代。

  据介绍,两年多前开始修复的“天禄琳琅”主要以线装书为主。这些典籍初到国图时有些无编目,部分还遭过水浸,保存状况不太好。目前有10%即300多册破损严重,达到一级破损程度,也是修复的重点。

  国图资深古籍修复专家、“天禄琳琅”修复组核心成员朱振彬解释称,当书叶的鼠啮、虫蛀、粘连面积达到40%以上,或者酸化的PH值在4以下,就可定为一级破损,“酸化严重的,一动就会掉渣儿”。

  配纸,是将这些纸面上的方案渗透到古籍修复中的第一步。要做到“修旧如旧”,补纸首先得用旧纸,薄厚、纹理、工艺越接近越好。如果纹理不一样,纸跟纸会“较劲”,补出来的书凹凸不平。

  所用修复材料必须讲究,确保“纯天然”。为此,修复师需要练就“十八般武艺”,最关键的是要有双巧手——他们会动手将橡碗子(橡树籽)或茶叶煮成泛黄的汁,将纸张浸入其内,然后挂起来晾晒,这样染制的补纸淡雅古朴,对古籍没有丁点儿坏处。“不敢随便在外买纸,不知道是否会添加其他成分。”朱振彬解释道。

  “小麦淀粉外面也有卖的,我们也不敢买。怕里面添加了其他东西,会对古籍有损害。”朱振彬说,每一道工序,修复师都要亲力亲为。

  传世数百年的古籍也碰不得半点化学制品及含酸原料。甚至连调糨糊的水,也都讲究到只用蒸馏水或纯净水。

  此外,作为清宫藏书,“天禄琳琅”上的函套锦缎都是纯真丝制成,不混有任何化纤成分。而国图最近准备在外采购时,发现好几个厂家出产的锦缎多少都含有化纤成分,这让负责筹备的工作人员颇为费神。

  关键靠手艺。“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若不是举书对着光亮,根本辨不出补过的痕迹,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早有提及古人修书的工艺境界。古籍修复林林总总近百道工序,每本书常用的有几十道。

  “伤重”的古籍,着实考验修复师的耐心。朱振彬修补过虫蛀严重的一部书,书叶被蛀出几百个洞,跟筛子眼儿似的。“麻约约的,见了都会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书叶,普通托裱几分钟就能搞定,但国图的修复师,需要一个洞一个洞地补,还要扯出纤维,与补洞边缘微搭。即使资深专家也得大半天才能补一页。

  遇到粘连严重的,修复师会把古籍包裹好,放在竹笼屉里熏蒸,用腾腾热气将粘连在一起的胶质物或老墨软化。这时的修复师,又成了站在笼屉前的“大厨”,他得控制好火候。据称,光这一道工序,就在国图这个环境,也得三五年后才能上手。

  此外,有些古籍修复前已经发霉,打开后霉菌飘在屋里,这种工作环境也让“过敏”成了古籍修复师的职业病,老爱打喷嚏。“有的书打开,那土呼一下扑过来;还有絮化的纸屑,毛儿特多,钻到鼻腔里特别痒。”朱振彬回忆,上世纪90年代修明刻本《阙里志》时,因书絮化严重,组里几名同事都因过敏而面部红肿了好几天。

  朱振彬说,“天禄琳琅”修复中强调“保真”,如有残缺部分,修复师也不会给它加字、补栏,而以往,划栏补字是前人修复时的“常态”。

  “做古籍修复工作,不能大喜大悲”

  国图馆藏珍贵古籍《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两年多。这是国图建馆以来继修复《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之后,又一项大型古籍修复工程。《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国图文献修复组的19位古籍修复师计划用3到5年,修复国图馆藏的270多部、3500多册中的1/10。

  据国家图书馆最新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而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已从不到100人增长为现在的近700人,却仍无法填补人才缺口,修补的速度远赶不上书籍折损的速度。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摆着刚刚修补好的《天禄琳琅》中的一卷,当记者感叹整部书像没修过一样时,他显得特别高兴:“修补古籍,如果听到别人夸赞,‘像新的一样’,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最好的赞扬,就是‘像没修过一样’。”

  年过六旬的杜伟生,头发花白,目光却犀利明亮,带着常年修书磨砺出的老练精准。大英博物馆处理馆藏敦煌遗书,曾使用过塑封、丝网加固等方法,甚至为了上墙考虑,将原本图卷并不规整的遗书拉平装裱上墙,对遗书本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提起这些杜伟生连连摇头。杜伟生回国后全面展开《敦煌遗书》修复工作时,不破坏古籍原貌的“最少干预原则”贯穿了修复全程。

  朱振彬屡被问及修复人才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当然首先要坐得住。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记者,会以为搞修复只需要坐得住。”朱振彬略显无奈,“我们招收的人才中,有学化学的,有学印刷的,也有学美术的……需要各方面知识的融合,更要爱古籍。”

  “我们现在最看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不把生活中的情绪带进工作。”朱振彬和杜伟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

  “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必要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杜伟生曾修复过一件破碎成300块残片的手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花,身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气流直接将残片翻转乱了……

  这样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古籍修复工作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很多人就觉得做这个有一些传奇的经历,其实做这个工作恰恰很平凡,做古籍修复工作不允许心情有大喜大悲,这都对书不好。要求修复古籍的人要平和。‘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朱振彬总结道。

  虽然人员数量翻倍,但“古籍修复还得要口传心授。古籍修复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必须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父传、帮、带,潜移默化得到提高,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培训就能够达到的,培训的只是入行必需的基础概念、基本操作规程。”

  2012年,杜伟生被选为第4批国家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年过60的他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图书馆作为返聘人员带徒弟。每天下班后,他喜欢上上网,查查有关的资料。对这份全国从业人员不足700人、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他依然热爱如昔。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年07月08日第11版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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