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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变视角下重新审视“文本之河”
  作者:记者 孙妙凝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10-28 | 点击数:4486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文本的传承如同连绵的河水,代代延续,生生不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近日,由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钞本时代文本形成与传播的复杂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君在发言时如此表示。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文本生成、流变的角度考察先唐时期的经典文本,围绕此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重视“钞本”的独特文本形态

  古代出版史一般可划分为钞本出版和印刷出版两个阶段。唐代以前中国文学的创作、传播,与印刷术流行以后有很大不同。有一种说法认为,可以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唐代初年这一段时期视作“钞本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表示,“钞本时代”的文学文本研究应当引起重视。

  “以‘钞本’的独特文本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少华认为,通过比较钞本时代的选本、类书、钞本、刻本对同一文学文本文字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大致了解周秦汉唐时期文学文本的抄写、传播和写作观念。同时,如果从中国文学的学术传统角度考虑,中国古代文学的所谓“文本不可靠性”,有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与学术背景,不能简单地将“价值判断”与“真伪判断”混为一谈。

  陈君认为,写钞本是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写本和钞本流行的时代,由于传抄者个人文化素质以及学术兴趣的差异,甚至出于不同的个人目的,对文本做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各种歧异。“文本之河,纷繁复杂,深不可测,但复杂现象背后存在一定的规律。对于汉魏六朝诗文中存在的文本歧异现象,我们应跳出具体作家、作品的束缚,尽量从整体上把握其状况,给出自己的解释。”陈君表示。

  深入探析文本生成的历史

  如果上溯文本之河,探析文本流变中产生歧异的深层原因,就会对文学的演化进程乃至于学术史的演进有新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将先秦经典文本的形成比作奔跑:“那些古老的文本,曾经相互交叉,共同奔跑,交替领先,但最终却被裁判按照终点的排名(刘向校书之后的整理和分类排布),列出了一个次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终点的名次并不能告诉我们哪怕是终点之前一秒的状态。”以《汉书·艺文志》为例,其中存在的六艺诸子、九流十家的叙事结构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先秦学术的基础结构。但应当注意到,《汉志》主要呈现的是战国秦汉文献的终点,而非起点和过程,其文本掩盖了早期文本流传及学术、思想史诸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程苏东则从文本生成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今本《春秋繁露》的成书方式,认为从中反映的学术风气值得重视。

  此外,如果考察明清学者对经典文本的整理及评点,也可进一步了解经典文本流传的复杂性。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罗剑波发现,明清时期的《楚辞》评点本形态颇为独特复杂,就出现较早的明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来看,该本从前世诸家著作中选取相关评语,以眉批、旁批、总评等评点形式置于该书之中,这种评点形态所承载的“注”、“评”杂糅的内容十分特殊。作为后世而出的融注疏、批评于一体的精善读本,《楚辞》评点诸本对于经典的延续与再生价值重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林晓光则认为,明清学者在对分散保存在各种类书、史书及古注中的汉魏六朝文学文献进行整理辑佚时,发展出了一套特定的处理手法,即对同一作品散见于不同文献来源的不同局部,进行含有个人主观判断的拼接、插入等操作。这种后人通过文献整理而改造前代文学文本的情形,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史现象。

  谨慎借鉴西方写本研究

  抄写带来的文本变动以及文献的不确定性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在西方也很普遍。陈君介绍说,关于《圣经》文本的研究就表明,《圣经》的诸多异文和文字差异与抄写者有很大关系。抄写不一定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常常伴随着对文本有意的改动。

  近年来,一些西方汉学家依据西方的写本概念和研究模式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献。比如有学者考察了流传至今的早期古典诗歌文本如何经过不同的历史传播、接受阶段,在事实和观念中被构建而形成。与会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很值得重视,但也需警惕其危险性。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与以《圣经》学及荷马史诗研究为代表的西方学术传统有所不同。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童岭认为,西方学界对异文的兴趣很浓,而我国的各代学者,正如刘向总结校雠学的方法时所说的那样,更注重求定本。受到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影响,西方汉学界对异文的兴趣已经远超出对中国学术传统本身的兴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表示,最近一些西方汉学家对先秦文献表示质疑,认为由于中国上古文献的写本没有保存下来,汉代以后经过整理的传世文献不可以作为先秦时期可信材料看待。这其实是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及教育史特点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他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典籍学习和传承,是有很严谨的学术传统的,这个传统同样规定了文本的严谨性。文献在以写抄本流传的上古时期,肯定存在因转写而造成的讹误,但在根本上不会造成文献的较大差异。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10日第65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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