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

　　编者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是我国首次对全国范围内非遗保护工作出版成果的集中展示，自开展以来，不仅吸引了众多公众前往参观，非遗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对此次展览十分关注，现将几位专家的观感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世纪之初非遗保护的“星星之火”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生院党委书记)：李新凤

　　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看到几张世纪之初最早报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报纸，不禁让人感慨万端。

　　一张是2001年5月22日《中国文化报》，在头版最下方靠右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眉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主标题为《中国昆曲居榜首》的报道。另一张是两天后《人民日报》第七版刊登的“本报专电”《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布》。这两篇报道是国家级专业性报纸和全国综合性大报首次介绍我国昆曲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重要讯息。还有两张2002年12月的报纸，一张是9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我国启动大规模“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另一张是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抢救引起关注》。两篇都是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在8日至11日举办“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和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四篇报道，记录了我国新世纪以来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阶段的两项重大事件：一是“昆曲艺术”申遗成功，被公认为我国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起点”;二是2002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次召开以“非遗抢救与保护”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大规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宏伟规划，为此后我国非遗保护制定了最初的“路线图”。四篇报道，是世纪之初我国非遗保护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的生动写照。十多年前那一点微弱“火种”，今日正以燎原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为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带来无限生机与希望。

　　非遗保护呼唤数字化援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

　　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实在超乎我的想象。这项工作对中华民族文化史发展进程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或许是今天的我们还难以准确估量的。

　　据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介绍，展览除选用馆藏的出版物之外，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和非遗保护中心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送来5000余件展品。这些图书和音像制品，既承载了保护实践的某一具体环节和内容，同时也为宣传和弘扬非遗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音像展示区展出的全国各地与非遗保护有关的音像出版物，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其中，《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像集》包括了上百张光盘，全面记录了山东省首批非遗名录项目，而这些展品仅是十余年来大量音像出版物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著录在册的各地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有近600种，其中录像制品占2/3以上。至于为保存、保护、研究、宣传非遗而制作的非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更是不计其数。

　　运用数字化手段，能够多角度、直观生动和比较全面地记录、保存和传播非遗的真实信息。今天，数字化手段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现出它无限的威力。数字化手段的推广俨然可以与文字的发明和应用相媲美，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具体地说，也为贯彻非遗保护的整体性、真实性和传承性原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非遗保护的各个环节不仅呼唤数字化手段的支持和广泛应用，而且数字化手段还可以为非遗真实有效的传承提供有利条件。今天，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习惯性地把录音、录像简单化地视为和使用纸笔一样的记录手段。我想这是不够的。我们还没有把数字化手段在非遗保护方面的巨大效能充分发掘出来。如何更好地、更深层地运用数字化手段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这也是摆在非遗保护工作者面前需要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传统医药出版进入丰收季节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传统医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某些民间草医草药。近30年来，各地做了大量的发掘整理工作，已经整理出版民族医药原著、汉文译著和采集整理以后用汉文编写的民族医药著作约200余种。其中，除中医药以外，涉及40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

　　目前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版成果相当丰富。现存的藏医学古籍总数至少在1200种以上。2012年青海省整理出版了《藏医药大典》，共60卷，6000万字，收录了638部藏医古籍及部分近代论著。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等均已译成汉文出版。蒙医学方面，伊希巴拉珠尔的《甘露四部》、占布拉道尔吉的《蒙药正典》和敏如勒·占布拉却吉丹增的《方海》三部蒙医经典均整理出版，同时出版了《蒙医志略》等近代著作。维吾尔医学除出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维吾尔医》卷以外，还出版了《维吾尔医气质、体液论及其现代研究》等一批著作。傣医学不仅整理出版了《档哈雅龙》等一批古籍，还编著了7本“傣医本科教育规划教材”。朝鲜医学是发掘整理较早的民族医药，2005年校译出版了《东医寿世保元》等5种古籍，编写了《中国朝鲜民族医学史》等著作。

　　在我国各民族医药中，许多历史上无文字的民族，其传统医药也弥足珍贵，如壮医学、苗医学、土家族医学、侗医学等，都出版了各自的民族医学史、医学概论、药物学以及临床各科治疗经验，使这些口头的、无形的民族传统医药，增加了有形的文传载体，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苗药、彝药等民族药的开发生产，其他教学、科研活动也十分活跃。

　　“大数据”是最吸引眼球的亮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所所长)：朝戈金

　　兹从展览形式、少数民族文化和学科建设三个方面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成果展”的个人感受。

　　首先，“大数据”是本次展览最吸引眼球的亮点之一。本次展览形式多元立体，音、影、图、文一应俱全，但从本质上都离不开数据。根据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的统计，2001年至2013年，已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著15800余种、学位论文4600余篇、学术期刊论文21500余篇……大数据时代，我们或许不应斤斤计较于数据的精确性，但需要认真分析数据的关联性。实际上，数据是会“说话”的。例如，本次展览的“‘数说’非遗出版成果”中所显示的报纸文章类成果，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呈现出平稳状态，恰恰说明非遗已被大众所接受，这才是常态的发展趋势。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成为非遗保护项目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调查和搜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将他们的历史、文化、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信仰体系等加以整理和出版，应该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的非遗出版物中，民族语文专著已达到800余种。其内容囊括了非遗的十大类别，所涉及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锡伯文、傈僳文等。涉及非遗的民语期刊有120余种、报纸100余家。此外，还有不少民语的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和非正式出版物。

　　再次，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业的学术理念对非遗保护与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非遗研究中心以及开设非遗相关课程。本次展览提供的数据显示，民间文学类和民俗类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69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38人，两类出版成果专著有2348种、学位论文471篇。由此我们可以说，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业在非遗学这一新兴专业之外，秉承“从传统文化中来，到民众中去”的学术理念，对非遗的保护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