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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巧运]浴“难”重生:一个羌族村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案例研究
——《民俗研究》专栏·遗产旅游:民俗学的视角与实践
  作者:张巧运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1-17 | 点击数:9262
 


摘要: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羌族地区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让羌族这支古老但却在逐渐“消失”的民族浴“难”重生,经历巨变。重建后,不仅羌寨的生活条件有了巨大变化,羌族的传统民俗也随着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发展绽放出新的活力。探讨在灾害这一极端情况下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新型结合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矛盾冲突,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遗产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案例和思路。

关键字:灾难旅游;遗产旅游;羌族;民俗传统;仪式;展演

作者:张巧运,美国Tulane University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遗产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和民俗传承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明显[1]。简单来说,以“文化遗产”作为消费品的旅游,即为遗产旅游。根据《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凡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上对记录、促进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建筑和遗址即是“文化遗产”。鉴于以上概念主要强调“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实体性,2003年联合国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又把“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术以及其它艺术”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看似清晰的“文化遗产”释义细细分析起来却耐人寻味。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一方面指出了“文化遗产”与“本真性”相矛盾的创造性[2]、因不同表演和关系而转义的情境性(contextualization)[3],和受各类权力结构影响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4]。另一方面,也敏锐地观察到“文化遗产” 概念对保护弱势民族文化以及对抗“现代性灾难”的积极作用[5],以及对研究中国民俗节庆、传统日常生活和公共文化的启示性[6]。具体来说,遗产旅游业对当地民俗的选择性展示,政治性重构,以及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改造一直是各国民俗学家关注的焦点。

  通过对一个四川山区羌族寨子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情况的田野调查,本文论述了羌族这支古老却在逐渐“消失”的少数民族在国家灾后重建政策和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规划的影响下浴“难”重生的巨大改变。旨在突显灾后快速重建成果的灾难旅游,把这个曾经不知名的羌寨以及羌族文化带进了广大旅游者和全国其他人民的视野。更让人惊叹的是,通过重建,这个曾经贫困的羌寨不仅在物质生活上飞速地“现代化”起来,羌族的民俗传统也随着羌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释放出新的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移植”羌文化的标志性元素,这个位于河坝地区几乎没人会说羌语的“假羌寨”(本地人语)被重建和改造成了一个展示和传承羌族“本真”民俗的示范性旅游景点。通过呈现在灾难这一极端情境下重建政治与遗产旅游的相互作用,本文主要探索在政府主导的重建政策下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一种新型结合,为少数民族地区遗产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案例和思路。

  一、地震前的阿巴寨[7]:贫困的人民和被忽视的文化

  阿巴寨坐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勒母纪乡,位于岷江上游支流杂谷脑河旁的河坝地区。四面环山的勒母纪乡中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羌族村寨,从河坝地区一直延伸到海拔3000多米处。羌族是中国官方认可的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但30.9万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02%。羌族在羌语里多称为“尔玛”,意为“本地人”,也被认作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中国最主要的羌族聚居地,汶川县是该州四个主要羌族聚居县之一。羌族村寨多建在偏远的高山峡谷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里指出,汶川县的受灾地区多是“经济基础薄弱。。。高山高原地区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单一,贫困人口集中”[8]。以地震前的阿巴寨为例,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农作物种植和小型养殖业。2007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一亩多,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大多数年轻的村民选择外出打工挣钱。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滞后,羌族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忽视和边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遗产旅游一直被看做是促进这些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捷径和“现代化”的良方[9]。由于缺乏政治扶持和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以羌族文化遗产为对象的旅游景点在地震前少之又少。跟紧邻的藏区(九寨沟黄龙景区)和彝区(大小凉山景区)的旅游业一比,羌区的旅游更是相形见绌。

  由于处在低海拔河坝地区且靠近以汉族为主的汶川县县城,阿巴寨的羌民大多不会“打话”(说羌语),而在很多羌人眼里,不说羌语的羌寨都是“假羌寨”。寨子里少数懂羌语的中老年女性都是上世纪50年代左右从勒母纪乡高半山羌寨或者外地羌寨嫁过去的。这种从高山嫁到河坝地区的联姻形式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时有发生[10]。妇女们告诉我嫁到河坝寨子主要是因为这里交通方便些,环境干净些,人更文明些。妇女们的言语也透露出山上和河坝羌寨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11]。阿巴寨98.5%的村民登记为羌族,但所有的中青少年都在汉族学校接受教育。2008年地震前,人们很难在这个寨子里看到羌族文化的印迹。那些妇女们也极少使用外人甚至她们家人都听不懂的羌语。羌族的传统习俗和仪式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二、飞速的现代化:阿巴寨的重建

  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的强烈地震。大地震波及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四川、甘肃和陕西省的近百个县市,造成7万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400亿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12]。这场灾难对羌族人民和羌族文化的摧毁尤为严重。全国近8%的羌族人口,约两万人,在地震中丧生。汶川县大多数羌寨被夷为平地。距离震中映秀县仅70公里的阿巴寨里,好几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其余所有建筑被震成危房,农田被漫天砂石覆盖和破坏,通往县城的唯一交通—317国道几乎完全消失。所幸地震当天有一家人为新生儿“收祝米”(办满月酒),全村大多数人都聚集在平坝上准备用午餐,没有人死亡。只有在外地打工的两个村民不幸被大石砸中身亡。生命没有损失,但所有村民在震后都无家可归。他们在野地里自建帐篷,无水无电地度过了震后最初的日子。勒母纪乡其他的羌寨中有好几个则被完全摧毁。

  幸运的是,阿巴寨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在震后一年的时间内迅速地恢复重建,并从2009年开始被正式打造成汶川县羌族遗产旅游的窗口和示范景区。经过调查,选择在汶川县率先打造阿巴寨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为保护备受摧残的羌族人民和文化,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2008年迅速建立起来。羌寨的恢复重建成为保护和挖掘羌族民俗的首要步骤。其次,勒母纪乡高半山的一个羌族村寨在地震前就被认定是羌族的萨满和巫师—释比—的发源地,那个村子里有好几个世袭的羌族释比以及羌族仪式舞蹈—羊皮鼓舞—的传承人。2009年,羊皮鼓舞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村子里也多出了两位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依托这个释比文化发源村,勒母纪乡正在把其所处的勒母纪沟打造成“羌人谷”景区,而阿巴寨就处在这个景区的东大门和入口处。第三,阿巴寨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羌族遗产旅游业的开展。这个坐落在绿色幽静的高山峡谷底部,清澈湍急的勒母纪河河边上的寨子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阿巴寨还处在成都—汶川—理县—甘孜直至西藏的317国道边上,是游客从汶川县前往理县的“桃坪羌寨”、“甘堡藏寨”直至四川省甘孜州低海拔现代冰川海螺沟等等景点的必经之路。最后,这个只有200多户人家,500多人口的羌寨可以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迅速重建起来。根据灾后原址重建的规划,阿巴寨在这个几代羌人居住过的勒母纪河河口重新站立起来。受灾的村民们全部搬进了新居。

  阿巴寨因此成为政府灾后重建项目的一个典型,展示在政府主导下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寨如何迅速、安全、而且美丽地恢复重建。新的房屋全部按照抵抗八级地震的标准修建。除了每户按人口数不同补贴的1.6-2.2万元重建费外,香港红十字会还额外给使用钢筋框架结构修建新房的家庭每户2.5万元的资助。新建的阿巴寨也迅速地现代化起来。每家每户都配备了电线、自来水、天然气、抽水马桶、数字电视、网络和太阳能热水器。其中大多数家庭都是第一次拥有抽水马桶和热水器。几乎每个村民的家里都新添了沙发、大屏幕电视机、DVD机、电脑、冰箱和微波炉。很多村民跟我说,灾后重建让他们的生活水平迅速进步了至少20年,过上了之前想都没想过的跟城里差不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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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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