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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创新”与“传统”，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人一直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在举国关注“创新”的今天，尤其需要冷静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近日阅读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史家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和波兰著名美学史家塔塔尔凯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论述“创造性”概念的相关著作，颇受启发。原来，自古希腊以来的近一千年时间里，我们现在理解的“创造性”的观念并不见诸哲学、神学和艺术。随后，“创造性”经由基督教进入人类概念，但仅限于上帝从无到有的创世活动。这一局面在17世纪被打破，“创造性”终于出现在创世以外的活动领域，但仍仅限于诗歌，此后才逐渐推广到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至19世纪，“创造性”概念对艺术的重要性升至顶峰，几乎成为艺术的同义词。到了20世纪，“创造性”的概念更是进一步推广，几乎应用于科学、技术、艺术等各个人类文化领域。理解“创造性”概念的历史，可以为我们对待“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提供丰富的参照与深刻的思考基础。
据克里斯泰勒考证，英文的creativity一词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有可能是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创造或推广的。而英语词create源自拉丁语creare，最早出现在14世纪的作品特别是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著作中，专指神的创造，但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现代含义直到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
古希腊：缺乏“创造性”概念
大多数古代文化，包括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都缺乏“创造性”的概念。希腊语中没有与“创造”和“创造者”相当的词汇，只有两种与“创造性”相关的概念，一种在宇宙论领域，一种在诗歌领域。柏拉图设想世界由一位神匠构筑，不过他并非从无中创造，而是将质料按照事先存在的摹本加工而成。在柏拉图看来，造物主的概念好比是世界的建筑师，而不是它的创造者。与创造性有关的第二个概念在诗歌领域。希腊语里对应于create或creator的词只有poiein，指制造或创作，指代诗人的希腊词poietes意为制造者或创作者。希腊人并没有将诗歌与艺术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诗人与艺术家不同，诗人自由地从事创作，而艺术家只是在模仿，而不是创造。艺术家并不创造，他被规则所统辖，与自由无缘。自然是完美的，有一定的规律和法则，艺术家应当去发现它的法则并模仿和服从它们，而不是去寻求自由。
中世纪：“创造性”作为神的活动
一般认为，“创造性”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最早的西方创造性观念是《圣经》中的创世记述，但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后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在基督教传统中，创造性专属于神。人没有能力创造新东西。与希腊语poiein不同，拉丁语有两个词creare和facere来表达创造和制造，两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指作为神的制造者，后者指作为人的制造者。不仅如此，根据《旧约》中关于神的创世记述，圣奥古斯丁发展出一种为后世所有基督教神学家所遵从的教义，即神不是从一种业已存在的质料中而是从无中创造了世界。从无中创造是专属于神的特权，根据已有材料产生作品的人类艺术家远远不能与神性创造者相提并论。
17－19世纪：“创造性”成为艺术的本质特征
现代的“创造性”概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从那时起，创造开始被视为源于个人的能力，而不是神。但这一转变是逐渐进行的，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变得明显起来。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艺术家和诗人的成就开始受到更广泛的赞美，人们将“神性”与但丁和米开朗琪罗等人联系起来。但是说诗人（更不要说艺术家）在创造，这种讲法仍然罕见和异常。17世纪时，波兰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沙比斯基（Maciej Kazimierz Sarbiewski）开始谈到诗人的“创新”，可以说是第一次使用“创新”一词的人，不过，他还是把创造性视为诗歌独享的特权，认为其他艺术都只是在模仿和复制，而谈不上创造。关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创造性”，西方思想中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8世纪。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第一次被归于美的艺术，美的艺术成为一门新学科——美学或艺术哲学——的主题，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的位置擢升到其他所有人之上。“创造的”一词第一次不仅被用于神，而且被用于艺术家。艺术家不再受理性或规则的指导，而是由感受与情绪、直觉与想象来支配。艺术家产生新颖的、原创性的东西，达到最高成就的艺术家是一位天才。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创造性的观念遇到阻力。人们认为人类的心灵不能创作，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都带有其原型的烙印。这种阻力有三方面的来源：其一是语意上的阻力，当时所谓的“创造”多半仍采取“无中生有”的解释；其二是哲学上的阻力，创造当时被认定是一种神秘活动，但启蒙时期的心理学却不肯承认神秘性；其三是艺术上的阻力，艺术家的活动一向被认为必须墨守成规，而成规和创造性又显然是互不相容的。
只有到了19世纪，“创造性”的概念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从无中生有的要求被放弃了。创造性变成了新事物的制作，而不是从无中做出东西来。虽然并非每一种新颖性都称得上是创造性，但创造性最终是靠新颖性加以界定的。创造性进入了艺术语言，不仅如此，它也成为艺术的专有属性。“创造者”变得与“艺术家”同义，就如同过去“创造者”和“上帝”是同义词一样。
20世纪以后：“创造性”渗透整个人类活动
到了20世纪，“创造性”一词开始被用于艺术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任何人制造出某种新颖之物，只要在自己领域是原创的，都可以被称为是有创造性的。这个词已被特别用于科学家、政治家、改革家，偶尔也延伸至技术员、管理员、编辑、厨师、时装设计师等等。
那么，当代这种“创造性”概念的本质是什么？答案似乎很简单，创造性的区别性特征是新颖性。但这种定义过于简单。固然每一种创造性都蕴涵着新颖性，但并非每一种新颖性都蕴涵着创造性。更重要的在于，创造性的标准不仅仅是新颖性，它同时也是一种高水准的行动，一种伟大的努力。当然，高水准从何处开始不可能明确地指出，但还是可以估计出创造性的水准，就像我们能够估计人的才干和社会价值一样。具有创造性的人，其作品不只是新颖，而且也是一种特殊的才能。但这种能力也和新颖性一样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因此，创造性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可以精确运用的概念。
创造性概念从缺失到为神所专有，再到专属于艺术，最后到渗透于整个人类活动，这一概念史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个概念反映了人类关于认识中的规则与自由的看法，更因为它是不断发展的、因时而异的和与文化相关的。时下，培养创造力的书籍和手册铺天盖地，研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是最时髦、最来钱的课题之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策。如此强调“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种子在中世纪晚期现代性形成之初就已经埋下了。现代性的倡导者们竭力主张现代优于古代，强调抛弃传统，以把人类提升得更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古老文明和厚重传统的国家来说，如何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的确是一个要慎之又慎的问题。
其实，一个完全稳定或僵化、从不容许改变的传统是根本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的。变化和出新其实是自然、社会乃至个体的一般状况。《周易·系辞》说：“生生之谓易。”阴阳相交自然就会出新。《大学》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这里的“新”是自然地“出新”，而不是人为地“创新”。现代的每一条“新闻”看上去都是“新”的，但总体上看似乎又都处于同一个层面上，时间长了不免让人觉得空耗时间精力而没有得到真正的新收获。竭力强调新，恰恰意味着个人失去了独特性。盲目求新求变反而会使生活显得更为贫乏、苍白和动荡不安，事实上，这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精神状况。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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