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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城市的文体，中国小说在唐代的独立，无疑与城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城市的形制影响着小说作品对社会的反映，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理解的深度。
唐代的都城长安是对隋代大兴城的继承。这个伟大城市的建设与大运河的开凿一样，成为隋帝国国力兴盛的标志。发生在大兴城的最著名的故事要数“破镜重圆”了：陈朝的太子舍人徐德言与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结为夫妻，因预感到天下将大乱，“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相约离散之后，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举破镜到都城集市中高价兜售。隋灭陈后，乐昌公主被杨素掳入都城，徐德言历经艰险，果然在都市中与妻子破镜重圆。
今天的读者若以当代都市空间来领略这一作品，则关于其真实性的疑虑可能更为突出：想象这件事发生在二环以内的北京城(二环周长约32.7公里，隋唐长安城周长约35.6公里，面积上正可类比)，这里商业街区林立，在正月十五的一天时间里，即使让徐德言骑快马跑遍所有可能的商业中心与古玩市场，要想邂逅乐昌公主所派仆人兜售的半面铜镜，谈何容易?
然而将“破镜重圆”置放到隋唐长安城的地理空间中考量的话，它的真实性却又不容置疑。作为中古城市的典型，隋唐长安城反映了城市建设史上坊市分离的特点：居民的住宅——110个被称为坊的社区由高大的坊墙包围，而商业贸易的集市被圈定在城市中间对称的两个地方——“西市”和“东市”。任何一个初入长安城的旅人只要提及贸易的集市，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指向两市。公共场所(市)与时间(正月望日)的确定性，正是在这里发生“破镜重圆”可能性所在。
“破镜重圆”的故事在中土留存的记载最早可以推到中唐李冗的《独异志》，而一个多世纪以前从海东回流的唐开元十年(722)韦述《两京新记》残卷，保存了这则传奇，它不仅将这一故事的原创提前到盛唐时期，而且也明确标明了乐昌公主在大兴城所居住的杨素宅正在与西市犄角相望的延康坊内。——西市因为隋唐胡商的聚居而形成了非常繁荣的贸易市场，一些奇怪的贸易行为，如小说《宝骨》记载菩提寺出售一根李林甫家的锈钉获值千万、《杜子春》记载杜子春以一缗获钱三百万等等，都在这里交易成功。因此，一面破镜高昂其值在此间兜售，一定是见怪不怪的长安西市贸易常情。——“破镜重圆”揭示了唐代小说严格遵循地理空间真实性的重要特质，这也使得我们还原中古社会生活的场景成为可能。
唐代长安的社会生活中，可以与“破镜重圆”媲美的故事很多，《本事诗》描写的“人面桃花”中起死回生的爱情传奇无疑是其翘楚：书生崔护清明日游历长安郊区，灼灼桃花下为村姑的美貌动摇心旌;来年再去，未能见面，留诗抒情：“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村姑归见，不数日便因相思悒悒而亡，崔护隔数日再往寻觅，抚尸恸哭，竟然唤回亡魂，二人也终成眷属。
正如市场的布局和功能创造了邂逅的机遇一样，长安公共场所的独特性也带来了文学表现的独特性。“人面桃花”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都城南”的“居人庄”，正是十分符合当时情景的场所：长安清明的春游活动，总是发生在城市的南边，因为从太极宫到后来的大明宫，长安宫城都偏居城北;城北的郊外，便是所谓的“禁苑”;而城外的东、西郊区，又多墓葬，鲜有景观。只有城南，二十公里外便是关中的名胜终南山所在，其间樊川、杜曲，处处风景，长安士女的游乐必然忌北而从南，崔护的情诗也就只能是《题都城南庄》而非“北庄”了!
城内东南的曲江游览区，更是士女游览的首选之地：北边的乐游原是李商隐感叹“夕阳无限好”的古原;南侧的曲江池，则因汇聚多条曲折的溪流而成为杜甫吟咏“桃花细逐杨花落”的水湄;西去雁塔和杏园，更是风光一时的新进士“题名”、“探花”之地。围绕着进士游历，长安的春游在曲江达到高潮。最精彩的表述，是小说《李娃传》：进京赶考的郑生沦落为西市凶肆的挽郎时，他的父亲不能忍受浪子败坏门风，专门将这个孽障儿子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郑父的隐衷，正是借这一举行新科进士曲江之宴的地点，来发泄对其子放弃举业、沦落无望的愤恨。
在温廷筠这一唐代城市文学的多面手笔下，曲江被赋予了各种文体的表述和描绘。在《华州参军》这一可称为“人鬼情未了唐代版”的传奇中，温廷筠开篇即道：“华州柳参军……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曲江作为长安坊里的公共风景区，在清明前后的“旅游黄金周”中，柳参军与崔小姐于此邂逅，从此开始了生死与共的曲折故事，不能不说是温庭筠精心设置的关目。
比温庭筠稍后的裴铏名篇《昆仑奴》，记载了奇侠昆仑奴磨勒成功帮助主人崔生从一品勋臣家盗出红绡妓结成姻缘的传奇，堪称近世流行的“武侠小说”之鼻祖。这一传奇的曲折性不仅在昆仑奴巧盗红绡妓，更离奇的情节是失踪的红绡妓两年之后忽然又被一品勋臣的家人发现。作为故事转折、引出小说高潮的这个细节，也同样来自难于克服的“曲江”诱惑：“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在这里，长安地理空间的开合隐显对比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一方面，长安坊里的封闭性，可谓“万人如海一身藏”，两年的隐伏，可以同在一城而无人知晓;另一方面，如曲江等公共空间，又如唐诗所谓：“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刘驾《上巳日》)红绡妓在曲江的出现与被发现，是长安城郭的地理风俗之必然。因此无论是故事的开端，还是高潮的迭起，小说家无不青睐于以曲江作为遇合地的设置。
当坊市制度这一中古城市的形制圈定长安的形象时，其“围城”的风貌并没有阻隔人类的交流，反而营造出都市生活独特的遇合场景。后世评价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洪迈《唐人小说序》)，无疑包含着对小说家布置人物地理环境匠心的褒扬在内。随着宋代以降坊墙的消亡与集市的兴盛，人物的遇合不再受到坊市隔绝的限制时，这一唐代文学中的都市情调反倒逐渐消散，被称为“看官”的读者再度领略的，只能是白话小说中一个近世中国的宋元城市风韵了。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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