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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人类学视域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史研究
——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各布·伊弗斯专访
  作者:[德] 雅各布•伊弗斯 肖坤冰   译者:彭文斌 审校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8-22 | 点击数:13559
 

 

摘要:汉学(Sinology)自展开在中国地区的实地调研后,几十年来,西方汉学家一直不断尝试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汉人社区研究。在本篇访谈中,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教授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为线索,讨论了汉学、人类学、历史学、区域研究(Area Study)、科技与社会研究等几大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并以他对四川省的夹江造纸及关中地区织布的研究为具体个案,从汉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技术控制、性别分工、家庭组织等核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雅各布•伊弗斯;汉学人类学;科技与社会-历史研究;技术与性别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2-0011-06

肖坤冰(以下简称“肖”):雅各布•伊弗斯教授,很高兴能对您进行专访。我们先从您的学术背景聊起吧,几年前我曾读过您的著作,曾经一度认为您是一位人类学者,因为您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人类学的术语和方法。现在我知道事实上您的专业一直是汉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雅各布•伊弗斯(以下简称“雅各布”):我是德国人,不是在柏林出生,但是在柏林长大。我上大学比较晚,进大学之前做了许多不同工作,如木匠等等。25岁以后才上的大学,首先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汉学院的汉学专业学习了一年。后来又转去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但由于学校人很多,并不是很受欢迎。我在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经过荷兰,听说荷兰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很不错,就去看了一下,并且遇到了两位教授,他们都非常友好并欢迎我到他们学校,所以我就在荷兰莱顿大学念了硕士和博士,硕士的专业还是汉学(包括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社会学、人类学),导师是人类学家彭轲(Frank Pieke),他之后去了牛津大学再回到莱顿大学。另外一个教授是汉学中心主任、后任福特基金会驻京首席代表、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的托尼•赛奇(Tony Saich),他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为了更好地学习汉学,我在1988年,也就是在柏林汉学院读大学二年级期间,到了中国杭州留学,正是那时侯中国特殊的政治形势,使我对中国当代社会有了兴趣。1989年我回到了柏林。
肖:当时的中国的确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您的切身感受来说,中国有怎样一个变化呢?您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外国学者是怎样看中国的?
雅各布: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排斥我,和大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和交流。刚改革开放,大家对我们外国人比较感兴趣,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有什么大的变化。也许当时中国的确有很大变化,但是我对中国的知识还不太了解,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大的变化。1989年回国后我去了荷兰莱顿大学,那时候可能政治情况比较紧张,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和中国关系也不太好。大约是1990~1992年间,每年我都要回中国给德国的旅游团当导游,但并不是长期留在中国。直到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95年10月我才到了四川夹江开始做长期调查。
肖:当时为什么会以夹江造纸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呢?因为在我们看来,汉学对中国的研究一般来说都集中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乡村社会,包括乡村社会的变迁,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些方面。当然您的夹江造纸也有涉及国家控制,还有社会变迁。不过您的这个切入点是非常特殊的,是以一种传统技术作为切入点。还有当时夹江这个地方在海外汉学来看,并非一个典型的田野调查点。
雅各布:我之所以研究夹江造纸与我以前当过木匠是有关系的,上大学之前我对手工业很感兴趣,对中国的建筑行业有没有什么行会、习惯等很感兴趣。其次是受到那时候社会形势的影响。1989年前后,我对知识分子、思想史感兴趣,但是以后我发现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城乡问题。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国非常特殊,其中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户口制度,别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我曾经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到中国是“一国两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农村。直到现在也还是很容易区分城里人和农村人,他们在外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农村人个子比较矮。有数据统计,在四川,男性农民比男性城市居民平均矮5厘米,这是因为生活使然,比如饮食、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文化水平也不一样,表达方式、思想方式、表象、动作、语言都不一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还有很多人吃不饱。我还在柏林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些感兴趣了,当时听说中国农村里也有不是农民的人,比如造纸户、小贩、乞丐、道士、和尚、医生等。
肖:农村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农村只有种地的农民。
雅各布:对,农民只种地基本上是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之后才发生的。我选这个题目,第一明白了这个情况,中国农村原来是多元、丰富的社会,我对这个感兴趣。然后要有比较具体的个案,想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过去也当过手艺人,对工艺感兴趣。那么我就想研究手工业,觉得造纸比较有意思,因为西方国家很少——这是中国的一项传统技术。我跟赛奇教授讨论,因为他的妻子是四川人,她有很多朋友在四川,所以他说最好去四川,可以给我提供帮助。然后我翻阅了四川的地方志,尤其是很多民国时期的资料,我很快就发现要研究四川的造纸业,夹江是最集中、最重要的地点。
肖:我读过您的《吃竹根饭》(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是以“竹纸”这一特殊物质作为媒介来探讨社区的近代变迁,这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应该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海外汉学一般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于某一项传统手工技术的研究很少。那时候您是受到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领域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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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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