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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侧记】“‘问’出来的历史,‘讲’出来的故事”——王新艳博士讲座侧记

【讲座侧记】“‘问’出来的历史,‘讲’出来的故事”——王新艳博士讲座侧记

原标题为:”‘问’出来的历史,‘讲’出来的故事“讲座侧记


/陆慧玲 孙梦莹

图/郭子悦 王书


9月20日下午,秋雨微凉,文新院楼国学社却挤满了听众。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王新艳老师,以“‘问’出来的历史,‘讲’出来的故事——传承人口述史调查方法例解”为题,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次讲座是中国海洋大学“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由文新学院李扬教授策划,研究生会主席宫磊主持,马宏伟、刘一梦等老师和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马杰秘书长,“中国历代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方向研究生,以及来自本科各个社团的民俗文化爱好者一起聆听了讲座。



王老师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田野经验


王新艳老师首先介绍了“口述历史(oral-history)”的概念,然后结合自身20年的田野调查经验,从“口述(历)史”的历史、田野调查与口述史调查、传承人口述史调查的特殊性、如何进行传承人口述史调查、传承人口述史调查的注意问题五个方面进行介绍,为文新学院今后将开展的胶东半岛传承人口述史记录与整理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来自历史学,经历了几十年的学术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包含多种形态: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原始录音(录像);经过转录、整理、修订和保存的口述历史抄本;考虑受众市场而几经修改(甚至删除访谈者提问)的口述历史抄本的公开出版物;主要利用口述历史资料作为研究来源的研究性作品等。传统的民俗学、人类学意义中的“口述史”与第一种形态更为接近。


王新艳老师介绍,“口述历史”这一实践与概念的萌芽、形成与推广,与20世纪美国记者的工作密切相关。而更早时期的班克罗夫特在梳理美国历史,对美国西部的早期拓荒者进行访谈时,已经有意识地将口述内容尽可能整理成文字抄本,并且让口述内容涉及广泛的主题,而非单一的历史研究主题,更为重要的是,班克罗夫特会同时搜集诸如私人文件、法庭记录和新闻报纸等各种补充资料。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立,“口述历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方法不断发展,渗透到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当中。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口述史在性质上更像是“精英口述历史”,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发生转变,口述的主体转变为以女性、劳工、西部拓荒者、同性恋者等为代表的大众,即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的学者将这种口述史称为“新社会史”,而斯塔兹·特克尔的《来自中国农村的报道》是民间口述历史的先驱。


由于田野调查与口述史调查存在诸多相似性,王新艳老师也围绕这一点,分享了个人的体会。她认为,田野调查的模式更多地以事件为导向,倾向于“多人讲一‘事’”,而口述史倾向于“一‘人’讲多事”。王新艳老师还提到,传承人口述史调查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一人一技”:我们在进行口述史整理时,主要关注的是传承的历史,传承人本身具有唯一性,而传承人的口述自身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例如,一些传承人在口述时,其口述内容、观点、情感表达会受到政府人员在场与不在场的影响,也会受到对整理者的主观想象的影响),此外,传承人的记忆也具有不确定性,同一个事件,传承人在多次口述时的表述以及提供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可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调查时多次求证。


那么,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我们作为初学者,可以如何开始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呢?王新艳老师给同学们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有备而来,要做好知识与情感两方面的储备。在进行口述史调查之前,应对受访的传承人及其传承技艺有基本的了解,尽可能地查阅已发表或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形成特定的知识体系;针对访谈中想要了解的问题,可以列出问题提纲,但访谈过程中不必拘泥于手中的提纲。王老师举了自己参与田横祭海的经历做例子,当时她发现祭台上的供品中有当地人称为“圣虫”的面塑,经询问,王老师了解到,村民摆放“圣虫”面塑是对粮仓充足的祈愿,而海祭的主要目的是保佑渔民出海的平安,如何会与陆地上的粮仓发生关联?王老师带着这个疑问查阅莱州和即墨的地方志等史料,从中寻出莱州与即墨的历史渊源,以及莱州面塑对田横面塑的影响。在情感方面,采访者(口述史调查者)如果对传承人及其所处地域有着亲切的情感,对于调查、整理、研究,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其次,趁兴而问。口述史调查强调“史”的连贯性、整体性,因此,王老师建议同学们在倾听、记录传承人的口述时,以听为主,尽可能地减少提问,以免打断传承人的主观思路,或将问题记录下来,留待传承人自身口述结束,再做提问;而在记录口述事实时,以听、问、演相结合。口述的主体也不应局限于传承人一人,至少要以三代为界,如除了记录某一技艺的传承人的口述之外,还应记录其师爷、师父的口述史(这本身也是传承人通过审批、获得官方认可的条件之一,即一门技艺至少要有三代人在传承),或者是其家庭成员的口述史,考察他者在传承人传承历史中所起到的辅助作用,从而凸显传承史的深度与厚度。

第三,亲身体验。王新艳老师特别强调,同学们在进行传承人口述史调查时,不要局限于“听”史,要主动观摩技艺的制作流程,最好能够参与到手工实践中(可以主动向传承人提出此请求),亲手制作风筝、泥塑、面塑、剪纸等等,在参与的过程体验技艺,由此加深对传承人的理解。

第四,多次往返。前面提到,传承人的口述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记忆也有不确定性,这些因素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多次采访(至少4、5次),及时整理口述材料(许多细节,如不当日记录,便很快遗忘),并对其进行多方佐证,将传承人的口述材料,与其师门或家庭成员的口述材料以及报刊等其他材料进行对照,有时,其中的不同之处正是我们可以深入挖掘的研究点,而口述材料中,与前期的知识储备存在差异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深入询问、探究的思考点。

除了以上四个基本步骤,王老师还与同学们交流了传承人调查中的四个注意点一是要“细”,对传承人的设问、搜集的材料以及倾听都要非常仔细。王老师结合自己参与2011年日本震后资料整理的体验,重点强调,不可轻易对手中的材料提前进行价值判断,而是予以保存,她回忆道,自己的博士导师(日本神奈川大学的小熊诚教授),即使是对来自核泄漏区的一张白纸,也会仔细进行尺寸的测量并保存、录入数据库,这件事给王老师的印象很深,她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调查工作中,也能多关注细节、采集材料,如访谈过程中传承人的表情、神态、场景,又如祭礼祭台上摆放的物品及其摆放位置、次序等。二是重视技艺传承人的工具,保存其工具的图像资料,如有可能,还可以由此延伸,采访制作工具的人,从细节中挖掘技艺的变迁史。三是“全”,做到访谈过程的全程留存,以及访谈对象的尽可能全面。四是“技”,即注重对录像、录音等多种现代记录手段的掌握与运用。
   
在讲座的最后,王老师结合自己2018年暑期在首都师范大学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师培训班的体会,针对现场师生的提问,进行了交流与回答,她鼓励大家在进行民俗学的口述史调查和田野调查时,查阅相关产业志,将民俗地图作为研究民俗现象的补充材料。例如,在研究田横祭海时,可以查阅渔业志以及地区的区域志,充分利用地方档案馆丰富的报刊资料。

王新艳老师本科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日语系,研究生阶段师从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李扬教授,学习民俗与民间文学,硕士毕业后考取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赴日本神奈川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清晰、冷静、深刻的理论思维,这次讲座,不仅让本科的民俗学爱好者拓宽了理论视野、掌握一定的口述史调查方法,也激发了民俗学方向研究生对田野调查的进入方式、相关伦理问题的思考与交流,参与讲座的师生都感到不虚此行,收获满满。今后,文新学院将继续举办民俗系列讲座和工作坊传习活动,并集结民俗兴趣小组,走出校园,开展多个传承人口述史的调查,相信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海大文新学院”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25日。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20-6-24 10: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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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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