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这本书不赖，里面确有几个地方让我看过之后耿耿于怀，一是北岛写妹妹赵珊珊之死，一是王小妮写弟弟下乡三年的性格变化，都是细节：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北岛）
“我和弟弟都在长春市天津路小学上的学，学校由日本人出资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叫大和通小学，一直是名校，我们在这个小学分别读到了三年级和四年级，那时候他成绩很好，从来不和坏孩子在一起。下乡的三年，他不仅学成了烟酒，还越来越内向，小时候什么都对我说，后来，他变得话很少，仅限于日常小事，他的性格改变直到今天。” （王小妮）
这两段我看了不下十遍，反反复复在脑子里营造画面。我心里有事，按下不表。
十分庆幸这本书里收了阎连科一篇《我的那年代》，实则是这篇文章，提升了这本书不止十倍的价值。文学作品里的知青，是“高贵”的流放者，是浪荡不羁的顽主；普通人叙事里的知青，是时代苦难的代名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代。可在阎连科这里，我从一个农民孩子的视角，看到了知青对那片土地上的老乡，他们口中的“土老冒”带来的剥削和剥夺。这是指两方面，一则物质，一则精神。知青们常干些偷鸡摸狗的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抓个现行之后，不认错也就罢了，倒反咬老乡“抠门”、“乡巴佬没见过世面”。“maozhuxi的孩子”从北京来，到哪儿身上都是光环，嬉笑怒骂间调侃、颠覆着整个世界。
不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时代来说，农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该有的、公正的待遇。“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geming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但农村……只是geming主角的群体配角。是geming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geming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geming的辽阔地缘。”狭隘的小农思想急需改造，农民兄弟们急需团结。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们，吃的是封建主义的草，挤的是gongchan主义的奶。
到今天，城市的优越感依然凌驾于农民群体之上。城中村是城市前进的阻碍，是社会发展的毒瘤。被剥夺（且不谈是自愿还是非资源）了土地的城中村农民，是城市人眼红的“暴发户”，嫉妒，也不屑，哪哪儿都是一股子清高的“酸”劲儿。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和爷爷聊天时，他说起的一个顺口溜，“国庆国庆，居民高兴。猪肉粉条，随便供应。农民想吃，两眼一瞪。” 我爷爷笑着讲给我，我听过也一笑置之。现在想想，城里人当时哪想过自己碗里的猪肉粉条也曾是农民眼里的红。不过也由此愈加体现了“狭隘”的“小农意识”，一碗猪肉粉条就能打发一个农民，城里人眼红的可是你们鼓鼓囊囊的拆迁腰包呢。至于今日所谓的“新市民”、“新工人”，更是荒唐至极。此命名缘何而来？又新在何处？按这种说法，城里的原住民莫不是“老市民”、“旧市民”？那么，改接受改造的倒是这些城里人了。从费孝通的《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起，说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两种不同的生存经验都该受到尊重。
我对“农民”这个词，或者说这个学术概念，既不批判，也不褒扬。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霸权意识。农民既不需要同情，更不需要帮助或者改造。天生天养，自生自灭，是为自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