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11262

《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歌谣》周刊90周年纪念”专栏

《歌谣》周刊90周年纪念专辑（七人谈）

高有鹏：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传统——歌谣研究这的民众立场与国家意识
陈连山：对《歌谣》周刊两个目的的再评价
陶  阳：《歌谣》周刊的“规矩”要继承
吕  微：民间文学需要统一的学术目的
施爱东：民俗学的“变”（见本楼5层）
陈建宪：野性的歌谣
王  娟：《歌谣》周刊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发生与建设

专稿三篇

陈泳超：周作人手稿《绍兴儿歌集》考述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viewthread.php?tid=34227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viewthread.php?tid=34228

刘晓路：刘半农的绥远采风和《北方民歌集》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viewthread.php?tid=34229

毛晓平：周作人的民俗观和美文观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viewthread.php?tid=34230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viewthread.php?tid=34231

边缘人

“七人谈”的电子稿，我手头没有，无法上传。三篇专稿我已得到作者授权，发在博客上了。

边缘人

谢谢爱东把文稿发在此地，让朋友们读到！

边缘人

陈建宪 ⑨
  
    “姐儿脸上有点麻，出门就把粉来搽。叫声情姐莫搽粉，虽说脸麻心不麻，情人眼里麻是花。”32年前，我在家乡湖北麻城采风时看到这样一首歌谣，当时就象被电击一般，决心从此以民间文学为终身事业。在写毕业论文《中国历代民歌文献述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埋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阅读歌谣集，其中最早读到的，就是《歌谣周刊》。
    我觉得歌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野性。所谓“野”，包含这样几个意思：从社会地位看，她属于“朝”外，即主流文化之外；从艺术形式看，她属于“统”外，即表达方式十分自由。从内容看，她属于“化”外，即较少教化，与生命原始欲望联系更紧密。
    歌谣的内在动力是人的生命力。生命象一颗种子，经风吹，遭雨打，受日晒，遭践踏。“菜子命，女儿家，肥处撒一把，瘦处撒一把。”人生会有许多挑战和磨难，但人必须去面对。歌谣既是生命的呻吟与叹息，也是生命的号角与呐喊，还是生命的沉酣与狂欢。
    歌谣与理性无关。许多歌谣就是一团炽烈的欲望。“一想吃桔柑，桔柑满口酸，想吃六月咸鸭蛋，猪油炒干饭……”这首《怀胎十想》，从水果到蔬菜、从鱼肉到酸菜，把孕妇那想吃而不得的强烈欲望，一古脑儿数下来，让人直流口水。“搂住那个亲人哟亲上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了水”，歌中爆发出极大的生命能量。周作人、朱光潜早年在《歌谣周刊》上，曾经讨论过“猥亵的歌谣”。而“饥者歌其事”，正是歌谣创作的原动力。
    强烈的欲望激起强烈的情感。“铁打链子九尺九，哥拴脖子妹拴手。哪怕官家王法大，出了衙门手牵手。”“别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站着象个树墩墩，坐着象个火烧岩……斑鸠叫来要天晴，乌鸦叫来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门”。在歌谣中，爱就是爱，恨就是恨。
    人类向文明社会发展，野性不断受到压抑。但人性可以被压抑，不可能被消灭。博弈的结果是用表面上的文明，掩盖着人性的异化。正因为如此，野性的歌谣一被当代人发现，就觉得亲切和新鲜。影视和文学中，常常由于引用野性的歌谣而显出特别的感染力。
    今天我们的歌谣研究缺少活力，忽视歌谣的“野性”特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不同时代虽有不同语境，但人的欲望、本性和基本需求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因此“野性”的歌谣，今天仍值得发掘，值得发扬。

                                           2013年1月3日为纪念《歌谣周刊》90周年而作

边缘人

《歌谣》周刊创刊九十周年纪念专辑

(七人谈)



《歌谣》周刊创刊于1922年12月17日，1925年6月28日停刊，出至第97期；1936年4月4日复刊（第二卷第1期），1937年6月26日停刊，出至第3卷第13期；迄今90周年了。《歌谣》周刊的创刊，不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件大事，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端的一个标志。《歌谣》周刊发刊词中阐述了搜集歌谣两种目的：学术的和文艺的。胡适为《歌谣》周刊复刊号（1936年4月4日，第二卷第一期）写的复刊词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歌谣》周刊前后两段时间的办刊思想和学术观点，影响着几代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文人和学者，也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上留下了印迹。在《歌谣》周刊创刊90周年之际，本刊以专栏形式推出民间文学界七人笔谈，就《歌谣》周刊的精神、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法，以及对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意义等，阐发各自见解。本辑还编发了陈泳超、刘晓路、毛晓平三位所撰文章，以歌谣运动首倡者、中国近代史科学采集民歌第一人刘半农，歌谣周刊发起者、编者之一周作人两位先生在上个世纪搜集和研究的歌谣文本为研究对象，回溯当年“歌谣运动”学术思想。一为纪念，再为重申“歌谣”研究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史之地位，以飨读者。

                                          ——主持人：本刊记者冯莉

边缘人

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传统——歌谣研究者的民众立场与国家意识

高有鹏[①]



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因此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事业融合在一起，启迪民众，鼓舞民众，构成学科的光荣。民主与科学的洪流挟裹了“五四”歌谣学，表面上讲，歌谣学提出的是“为学术的”和“为文艺的”，而实际进程中，却是“为民众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格局的补充与丰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颠覆；一方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也不乏对民间社会的关注，不论是体制还是机制，都曾经以乐府等形式，倾听人民的声音；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以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为典型，形成对国家社会责任意识的传统。“五四”时期更高举起“为民众的”学术旗帜，在事实上强化了倾听人民大众声音的学术导向。如此，收集整理下里巴人、引车卖浆之流下层民众中流传的民间歌谣，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即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走进民间。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是，也是有很多缺陷的，最突出者就是片面强调上层社会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部利益，其实是一种为当权者服务的狭隘意识。官本位与财富意识在中国文化生活中成为主流，更显得形而上的民族大义、社会公正的意识之可贵。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危机的特殊时刻，文化整体意识常常成为英雄者的豪言壮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民族英雄与文化圣贤们更多出于无奈，如屈原、李白、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他们在当世非常孤独，并没有简单地被社会所认同。无疑，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常常与权贵阶层相抵忤。而历史的正义选择却偏向了他们，因为历史文化发展遵守了礼失求诸野的规律。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因此表现出崇高的文化品格与庄重的文化责任，即为民众阶层谋取文化权利，以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代替为皇权，以全社会的文化代替士大夫文化，其实是在强化文化全体即文化整体的思想观念。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相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发展而言，是突破，而不是颠覆；是完善，而不是摧毁，尽管其后来大力提出颠覆山林文学、庙堂文学，要建立以民众为中心的文学。即使如此，民间文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面对强大的精英文化传统，要打破既定的学术垄断，努力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传达出民间社会最真实的声音与情感，所以常常充满悲壮的色彩。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生机仍然在于其与民众的结合，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与胸襟。

边缘人

对《歌谣》周刊两个目的的再评价

陈连山[②]



搜集歌谣自古就有，歌谣的社会地位也曾经高居庙堂之上，十五国风和汉乐府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1918年开始的歌谣学运动却开创了民歌搜集和研究的新时代，并被学界视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这当然与歌谣学运动的目的有关。

《歌谣》周刊《发刊词》宣布搜集歌谣有两个目的，一是进行科学的民俗学研究，一是肯定歌谣的文学价值。学界公认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确，歌谣学运动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过去被视为“劳力者”的民众，现在则成为知识分子笔下的“国民”。因此，《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才会宣称歌谣传达的是“国民心声”，搜集歌谣“……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著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显然，《发刊词》是把歌谣看做新文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点缀而已。这跟古代知识分子搜集歌谣是为了观风知政，或娱乐自我完全不同。民众在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改变了，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由此得以发展。

不过，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平等观念，《发刊词》的这两个目的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大问题。歌谣本来是民众的文学，由于生活和艺术趣味的差异，不可能完全被知识分子所欣赏，作为歌谣学运动主要理论家的周作人就一直对民歌的艺术价值持贬低态度[③]。当初要从歌谣中选出一个“国民心声的选集”的设想自然落空。而所谓对歌谣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按照周作人1923年的总结，就是“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著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④]当时的研究是以文化进化论作为指导理论的，所以，这种研究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只能是歌谣已经落后了。那么，歌谣在新文化建设中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看来，歌谣学运动的两大目的都未能实现，这就难怪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一路坎坷了[⑤]。

我们应该吸取学术史的教训，充分尊重民众的主体性，把民众看做与知识分子平等的一员。在当前的歌谣民俗研究中把歌谣视为民众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从中猎奇，幻想民众还生活在所谓“远古时代”。在歌谣的艺术研究中，放弃知识分子的艺术标准，让歌谣回归民众，承认民众是歌谣艺术价值的最终判断者。这方面，美国新批评派大师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已有阐述，我就不再多说了。

边缘人

《歌谣》周刊的“规矩”要继承

陶阳[⑥]



今年是《歌谣》周刊的创刊九十周年，很值得我们纪念。

《歌谣》周刊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学者们创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歌谣刊物，征集发表各省流传在口头的歌谣作品。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

《歌谣》周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认为重要的有一点。那就是在搜集和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口头文学，包括歌谣、故事等等，应当遵守的一条规矩就是“去伪存真”。只有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研究口头文学的专家们才能定出这种行家规矩。古人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界限，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那么，《歌谣周刊》的规矩是什么呢？就在“全国征集歌谣简章”中。

在“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中有这样的规定：

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

这里讲的很清楚，记录歌谣要保存原貌。去伪存真，不许搜集者任意加工润饰。

《歌谣》周刊提出采录歌谣要保存歌谣的真实面貌，使得《歌谣周刊》的歌谣都是真品。这些作品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各行各业都有行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规矩是“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保存原貌，不许随意修改。

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存真，要保存原作品的本来面貌。

民间文学就是口头文学，无论歌谣还是传说故事，记录整理者都必须保存口头文学的朴素纯洁的原貌。让人们认识它玲珑剔透的真面貌，从而领略它的思想意义。并让人们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它的真善美，从而认识它的艺术价值。

边缘人

跟上一楼发重了。本帖删除。

边缘人

民间文学需要统一的学术目的

吕 微[⑦]

如果从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算起，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乃至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艰难历程，或者换个说法，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始于运动而成于学科，亦即作为学科的学术总是与作为运动的学术若即若离、分分合合，真是成也运动，败也运动。对此，《歌谣》的创刊者似乎早有预感，就在《发刊词》中宣布了歌谣运动的两个目的：学术的和文艺的。学术的目的当然是纯粹理论的、自为的目的；而文艺的目的则是实践的、他为的目的，即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民主社会的建构。借用康德的说法，就是理性的理论运用和理性的实践应用这两个目的。可以说，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始终就在这两个目的之间徘徊，或者偏向于理论，一旦走向极端，就有脱离实际之弊；或者偏重于实践，如果不加警惕，就将难免实用之嫌。

现在，如果我们把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视为一个有着自身目的（这个目的当然是学术共同体的合力所造成）的发展历史，则学术共同体“合目的”的共同倾向就是重新统一曾经或始终自我分裂的学术目的，将两个目的合为一个目的：自为地实践的目的。而这样一个合二而一的目的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无论从民间文学-民俗的主体（俗民）还是从客体（作品和行为）方面说，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理论研究的经典成果经常是对民间文学-民俗主体及其客体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恰恰又是与本学科的学术运动之他为的实践目的所贡献的“国民”、“人民”等概念相呼应的。因此，民间文学-民俗学自为的实践目的，从学科发展的逻辑理路来说，就是要证成，从传统“俗民”的概念中能够自为地生发出现代“公民”的自由概念，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成，传统的民间文学-民俗作品和行为中的自由条件，我们也就证成了“俗民”概念的自由性质。而这正是作为自为的学科而不是作为他为的运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自为的、实践的学术目的。

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其间，作为学科的学术总是受制于作为运动的学术，尽管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起源于作为运动的学术，但是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理想的学术始终应该是作为学科的学术，但却不是价值无涉、道德中立的学术，而是有其自身的自由前提，而这一自由的前提，我们曾将其托付于学术之自为的理论目的，但最终证明这种做法是虚幻的，即，自为的理论目的不得不受制于他为的实践目的。现在，如果我们把自由的学术理想托付于自为的实践目的，结果又将怎样呢？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学术行动而期待着！谨以此纪念《歌谣》周刊九十周年诞辰。

边缘人

《歌谣》周刊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发生与建设

王娟[⑩]



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发源于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之一。歌谣运动具有多重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和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一些具体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出现，如俗文学、方言学、歌谣学等，并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历史学、文艺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歌谣运动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文学、社会，历史乃至普通民众的态度。而且，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现也使得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并发现了改造旧有文化，创建新文化、新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中国歌谣运动的主要阵地，《歌谣》周刊的出现意义重大。

首先，来自底层民众的口传歌谣，以及口传故事、传说等终于可以登堂入室，有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并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观摩、研究的对象。董作宾、刘经庵等学者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开启了现代歌谣研究的先河。口传民俗不仅成为传统文化，而且也成为精英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其次，对于新起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方言学等学科，《歌谣》周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界定学科范围、定义基本概念、梳理学科框架、探讨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园地。一些学者，如家斌、为君、周作人等还不失时机地翻译和介绍了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的研究历史、动态和理论方法，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建立提供借鉴。《歌谣》周刊上，众多学者关于“歌”和“谣”的讨论，如为君、朱自清、林庚、李素英、何植三、卫景周等学者关于“诗”与“歌谣”的讨论；家斌等学者关于西方“歌谣”的定义和概念的介绍；邵纯熙、周作人、傅振伦、许竹贞、台静农、王肇鼎等学者关于歌谣的分类、特点、价值、功能和研究方法的讨论等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建立和成长。通过《歌谣》周刊，许多学者如朱光潜、罗庸、梁实秋、胡愈之、魏建功、赵元任等还利用歌谣材料讨论了许多涉及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问题。歌谣运动和《歌谣》周刊还为其他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歌谣》周刊中的许多讨论不仅开拓了人们的思路，而且引发了知识分子们对许多传统问题的再思考，如关于《诗经》和童谣的讨论。以童谣为例，童谣和儿歌不再是古人眼中的“诗妖”，而是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工具。许多学者，包括周作人、钟敬文、郑振铎、叶绍钧、褚东郊等都充分认识到了儿歌在儿童思想、性格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童谣和儿歌对儿童的影响绝不亚于学校的课本。

《歌谣》周刊中许多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对当代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的研究依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边缘人

--------------------------------------------------------------------------------

[①]高有鹏（1964—），河南项城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间文学史与历史文献。

[②] 陈连山（1963- ），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③]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08.

[④] 周作人.读<童谣大观>[J].《歌谣》周刊,1923（10）期.

[⑤] 陈连山.重新审视现代民俗学的命运[J].民俗研究,2012(1).

[⑥] 陶阳（1926- ），山东泰安人，研究员，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民间文学论坛》主编。

[⑦] 吕微（1952- ），山东莱芜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⑧] 施爱东（1968- ），江西信丰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副主任，研究员。

[⑨]陈建宪（1954- ），湖北麻城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⑩] 王娟（1965- ），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边缘人

栏目编辑：冯莉
高有鹏
陈连山
陶阳
吕微
施爱东
陈建宪
王娟

边缘人

很多跟帖都无法显示了。怪哉！

边缘人

引用:

原帖由 silver 于 2013-4-10 22:40 发表


锡诚老师您是在博客看回帖吗？要进入论坛才能看到全部跟帖。

您博文的最后有提示：进入论坛，查看全部评论

进入论坛后还可以通过刷新当前页面（快捷键：Ctrl+F5）查看全部跟帖。

明白了。谢谢巴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