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变”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五四”前后，整个知识界都在提倡“新”概念，新教育、新思想、新文学、新学术等等，了解和唤醒民众也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尚风潮。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民歌的征集活动可以看做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新”事件。
说到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许多人以为那些学术先驱们做的就是歌谣的研究，其实不是。所谓“歌谣”只是一个由头，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入手角度、着力点。这个由一班文学家们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其原始动机不过是想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提供点新鲜货色作为参考，本意似乎并不在于歌谣本身。当歌谣研究会逐渐由搜集工作转向研究工作的时候，多数同人统一了“研究歌谣，是为民俗学立一基础”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歌谣搜集向民俗研究的“转变”。
无论民俗学还是民间文学，总体上来说，都是一种研究文化“变异”的学问，或者在时间的长河中把握其变异，或者在空间的流布上把握其变异，从变异的过程和规律中把握人的存在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的存在方式。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归根结底，都是落实在“变异性”之上。
民间文学是一种不断变异的文学形态，相应的，民间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一种不断变异的研究范式，可是，我们的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却往往跟不上这种变化。顾颉刚曾经批评古代学者总是执着于史官或儒家的眼光，“看故事时没有变化的观念而有‘定于一’的观念，所以闹得到处狼狈”，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正是用了“变化”的新眼光和新思路来重审历史、重审文化，才得以洞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时间过去一百年，如果我们抛开搜集整理的成果不论，单就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来说，看不出这一百年间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的学术范式当成了“定于一”的学术范式，未能用“变化”的眼光，在新时代新现象面前提出新问题、开拓新范式。
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那些相对凝滞的民俗事项，往往较好地保存于偏僻的乡村，可是，如今的世界变化快，偏僻乡村人口越来越少，各地城镇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日渐萎缩。我们的大多数民俗学者显然难以适应这个变化，他们由忧虑而惶恐，由学者而变身文化保护主义者，顽强地试图抗拒着这种变化。许多民俗学者热衷于“原生态”的乡村文化特色，热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穿了，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既定研究对象的稳定性，为了维护既定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为了维护民俗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话语权。
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关注歌谣，创立民俗学，目的是为了借力民间文化，打破旧的封建文化，建设新的启蒙文化，是为了“变”而有所作为。今天的民俗学者似乎倒过来了，他们关注传统民俗，热爱原生态民俗文化，挥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面旗帜，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些旧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拒绝变化”而有所作为。相反，面对日新月异的乡村都市化、全球一体化、生活现代化、社交网络化等新兴的现实文化现象，我们的民俗学者往往熟视无睹，或者说束手无策。
当然，作为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坚守一定的文化理想，冷静地对过热的经济发展提出批评，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民俗学只是发出一些批评的声音，而没有对社会之“变”的理解、关注、研究，就会将民俗学拖累成一个纯粹的“守旧派”，这不应该是民俗学的惟一选项，甚至不应该是民俗学的主流选项。
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创立民俗学，是为了打破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而今天的许多民俗学者维护民俗传统，却是为了维护旧文化，拒绝新文化，这大概是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民俗学者最大的差别。民俗学期待着新的变革。唯有“求变”，融入新时代、关注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建立新范式，才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出路。
